在中国人的眼中，有一个称号非常特别，它既不是官阶也不是职称，又不是行业地位。它既没有评比机构的证书，也没有相应的工资待遇，但在中国，却是对人最高的褒奖，这个称号就是“隐士”。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能具体搞清楚这句话来历的人并不多，但每个人都愿意把它挂在嘴边，当做自我标榜或者互相吹捧的口头禅。可这句话的真实来历，大多数人都不明就里。据人们传言，汉代大诗人东方朔即是当时最大的隐士。晋代王康琚写过一首《反招隐诗》，说的就是这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东方朔：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东方朔（前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惠民县）人，西汉辞赋家。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这一通自吹自擂果然有效，不知道是赞赏东方朔的胆量，还是他给百忙中的皇帝带来了欢乐，汉武帝就任命东方朔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性格诙谐，常在皇帝面前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未得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也曾挣扎，也曾努力，面对依旧郁郁不得志的境遇，他索性做起了“隐士”，一个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的智者。《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他曾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芦之下。”这也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了。东方朔之后，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然而，陶渊明真的是堪当中国古代第一大隐的美名吗？还真不一定。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排不上第一隐士的梯队。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太有名了。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他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天下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如此轰动？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便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唐寅，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三十六岁时，唐寅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便成了“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应该看淡了名利二字。但其实不然，就在唐寅住在桃花坞期间，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后来王爷东窗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说来说去，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隐士呢？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理清隐士的内涵：所谓隐士，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才可称其为隐士。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隐士”是个名词，重点在“士”。“士”是谁？是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非“士”之人，再隐藏也不能称为“隐士”。第三，《辞海》的解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他们才是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连姓名都不留给世人的真隐士。如果抛去那些连姓名都不留给诗人的“隐于野”的“小隐”，纵览中国历朝历代的隐士，他们有什么分野呢？有人对做了如下的的分类：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先官后隐，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做官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以隐求官，如唐代卢藏用。《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名为“大隐”，实为大患。中国隐士文化颇为发达，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崇尚自然的思想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门阀氏族相互倾轧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其中，就很难自拔。于是催生了“隐逸文化”的蓬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当然，隐士文化并不是中国的文化的独创。在美国麻省康科特附近的瓦尔登湖畔，也曾诞生过一位闻名世界的隐士——梭罗。梭罗天生不喜欢热闹，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用他自己的话说，“总体而言，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过19世纪的美国工业时代已经来临，到处都在修地铁、盖楼房，梭罗很是苦恼。后来能够住到瓦尔登湖畔，还要得益于他的精神导师爱默生。爱默生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对名不见经传的梭罗很是赏识，他在日记当中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他的单纯和智识让又一个孤独的下午充满了阳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买了一块地，位置还算幽静，于是梭罗征得爱默生的同意，住到了湖边。然而住过去可不仅仅是搬个家那么简单，梭罗想要住，就只能自己盖房子。梭罗并不含糊，真的筹备起盖屋的事儿。他家境并不富裕，当时没什么积蓄，盖房子所需的木材可以到林子里去砍，而其他的工具，则只好去伸手借了。建造房屋的工作相当辛苦，梭罗每天中午只能吃自带的牛油面包，顺便读一读包裹面包的报纸。不过梭罗倒也乐在其中，他在书里写到，因为手上有厚厚的树枝，轻松汁的芳香也染到了面包上。4月，他买下一个铁道工人的棚屋，拆掉棚屋的木板，拿来做自己屋子的木板，然后在半山腰挖了一个地窖，5月，屋子立了起来，开始装屋顶钉木板。7月4日，梭罗正式住了进去，这一天是美国的独立日，而对梭罗来说，这是他开始独立于传统社会规则的日子。生活在湖边的日子，为了挣钱，梭罗就种了一小块儿豆田。上午锄地游泳，下午则主要用来阅读和思考，隔三差五呢也会散步到村里跟大家闲聊。黄昏的时候，他会泛舟湖面，吹起笛子，看鲈鱼在周围游泳。在此期间，梭罗把隐居的生活和思考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瓦尔登湖》。这本书出版于年，距离今天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了，但是它的魅力却并没有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美国《遗产》杂志评出的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十本书当中，《瓦尔登湖》位居榜首。美国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也说：在19世纪的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中，梭罗对美国思想和文学的贡献最大。人们常说劳动最光荣，而在梭罗这里劳动一点儿也不光荣，反而非常可恶。在他看来，劳动的意义本来为了满足生活所必需，现在却成为了人生的负累，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更多，而更多的财富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去换取，到头来，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劳动，没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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