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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人人耳熟能详，东晋县令的俸禄，竟如此之低？实际情况是，五斗米是日薪，并非月薪。古代有日薪吗？有。不但有日薪，还有年薪。
●张锐强
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会想，他作为彭泽县令，一县之长，工资为什么会如此之低。
十升为一斗，每斗十二斤半。如果每月五斗米，不过六十二斤半。古代斗米斤盐，五斗米不过五斤盐。直接折算成货币，五斗米现在的价格也不过三百元左右。他自己的生活费都不一定够，何况养家？再说，他还要喝酒。
怪不得陶渊明不愿干。看来，他并不是有骨气，而是工资实在太低，别说他那么有才的人，就是你我，也肯定不能干。
问题是，真是这样吗？东晋县令的俸禄，竟如此之低？对此大家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缪钺把五斗米解释为士大夫每月的食量，认为此为虚数，不能坐实。这个说法固然有趣，但只是推测，没有凭据。另外一个历史学家杨联陞认为县令秩六百石（一石等于一斛），按照“粟五米三”的比例，合已舂之米三百六十斛，东汉以后官员俸禄半钱半谷，每月米十五斛（一斛等于十斗），正好每日五斗。故而，五斗米是汉以后低级县令的日俸之半。
貌似有理有据，但其中有个误会:汉代的六百石也好，二千石也罢，都只是级别，而非实数。六百石级别的官员，月俸七十斛，而非三十斛。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情况是，五斗米是日薪，并非月薪。古代有日薪吗？有。不但有日薪，还有年薪。而且最初都以年薪为主。
工资或曰俸禄，都是由贵族的封地演变而来的。早期贵族都有封邑，为国君服务不再另付工资。或者说，封邑就是他们的工资，所谓爵禄。春秋战国时期事务增多，官员增加，同时人才流动性加大，客卿游士成为时尚，楚才晋用层出不穷，俸禄就慢慢从食邑变为食谷，爵禄演变成谷禄。因为给你一块食邑，也许你明年就走了，不如直接将食邑按照税收折算成实物。那片土地上的百姓依旧属于官府，但他们缴纳的税赋都是你的。
谷禄出现于春秋晚期。《论语》有云:“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其中的“谷”，便是领谷禄、做官，跟其中的另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相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工资，发了很多年的粮食，渊源便在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谷禄一般都是年薪。因为税收每年一次、秋后算账。《战国策》中经常出现食禄千钟、千盆的，“书中自有千钟粟”，这都是年薪。一钟等于一百斗，千钟便是十万斗；一盆则相当于两百斗。如果不是年薪，君王恐怕得破产。
秦汉时期经常罢官，官员轮换快，因而普遍实行月薪，尽管爵禄谷禄并未绝迹。月薪的形成历史也很早，秦简中有“月食”，《周礼》则有“稍食”（古代官府按月发给的官俸），都是为低级官吏按月发放的廪食。因他们地位低，余粮不多，每年一次发薪难免挨饿，而且都不是不可或缺的紧要人才，今天来明天走也没关系，周期可以短些。
今天我们将小吏的月食、稍食，跟爵禄、谷禄等量齐观，当年可不是这么回事。这二者之间有天然的鸿沟，不仅仅在于数量，更在于地位:爵禄、谷禄是贵族特权，而月食、稍食，这种按月领工资的，都是无爵而有事的阶层。
年薪、月薪逐渐统一，跟秦汉以文法吏治天下有很大的关系。秦汉时期官吏不分，由吏入官自然而然，从三公到胥吏通称为“吏”。吏的阶层不断上升，侵夺贵族空间，月薪不仅大面积取代年薪，彼此之间的性质鸿沟也不复存在。应该说，这是秦汉国力提高的内在推动之一，因其打破了阶层固化。从隋唐开始，官吏分野，但选官的中央机构依旧称为“吏部”，算是起初官吏不分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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