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专栏作家秦四晃
生活在东晋将亡、故国南北分裂时期的陶渊明，被誉为中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人的鼻祖。不慕权贵，不恋权栈，毅然决然丢下乌纱帽而回家种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得其乐，活出了人生的另一番精彩。
据《晋书》记载，东晋安皇帝的义熙元年（公元年），陶渊明受命担任彭泽县（今属江西九江）令。冬天，郡太守派出督察组巡视彭泽。督察专员到彭泽即下榻宾馆，然后差县里负责接待跑腿的干事去唤陶渊明来见。
陶渊明平时就很厌烦这种事，不愿面对上边这些好充大辣子的人物，但又不能不见，只得勉强起身去见。这时，身边的干事提醒他：老爷，见上司得穿官服，整肃衣带，恭敬严肃求见，否则有失体统，上边会对您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陶渊明一听，更不耐烦了，索性转身回县衙，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硬气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随手取出官印，封好，附一封辞职信——《归去来兮》，交给干事然后甩手离开。县令只干了八十天。——这就是那段蔑视权贵的千古佳话的标准版本。
陶渊明果然不爱做官、不想富贵发达吗？非也。
年少时，陶渊明即发出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人生宏愿。二十岁外出求官，二十九岁才熬到祭酒——应付场面并无实权的角色。中间几经蹉跎，四十岁上雄心再起，不信官场没他的一口汤喝，混迹于各路军阀的幕府担任参军，十多年晃荡没多大起色。在东晋行将就木的时节，好不容易最终算是有了个正经的职位——彭泽县令。
权力这个东西，跟人们所从事的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一样，选择了，就需要你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义务，做出与之匹配的牺牲。做官也是有代价的。做了总统你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搞莱温斯基，你甚至不能想逛街就逛街，想爆粗口就爆粗口。而老百姓呢，就没这些忌讳了。权力对于执掌它的人是有选择的，是十分苛刻的，你的习性是否适合，一轮下来就能见真章。
陶渊明的拂袖而去，后人眼中，多么地潇洒。殊不知，这潇洒转身的背后，潜藏着他极其难言的苦衷。有几个人，能看穿他弃权归田的幕后隐情呢？我们不讳言渊明同志的凛然豪放，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他抉择时的迫于无奈。客观上的效果，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初衷。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散淡不羁，颖脱不群。——性格不适合做官。有人说做官的就要和底层民众打成一片，就要亲近民众，就要不惜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这话从情感上讲没错，但在为人处事、施政治土的权力运作细节上，你若真地把自己弄成个老百姓，你离老百姓不待见也就不远了。
做官要自律，要拿稳，要不苟言笑；做官要有威严，有气魄；做官还要不同凡响。至于亲民之举，只不过是偶尔为之的一种姿态，切莫把它当成为官的千金秘诀。陶渊明的天性决定了，上述的哪一条他都做不到。他生活散漫得比普通人还放纵，他喜欢自由，向往自在闲适，无拘无束，实在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
陶渊明的文友颜延之很了解朋友的这个特性，因此在陶渊明死后，为其撰写的《陶徵士誄》中讲：俺这哥们“不护细行”——不注意小节；俺这哥们“道不偶物，弃官从好”——性格不适合官场，不如转而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逍遥自在。一个颖脱不群、不与世接的率真文人，怎么能见容于世俗权力场呢！
第二，寡妇睡觉，上面没人。——高升缺乏背景。后人出于好意，为了给诗人名士套一件富贵光鲜的外衣，称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这纯属穿凿附会。都是江西人，都姓陶，就一定有血缘关系了？退一步讲，即使这二人沾亲带故，陶侃也早已“粪土当年”，于渊明兄这儿毫无借助力了。二十多年游宦，没人认定他是陶侃的后人。
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庶母离世，生母不知何人。自小家徒四壁，“弱年逢家乏”。对于不善结人脉的他来说，四十岁干到县太爷已属不易。仕途想有再大的发展，对他这个毫无背景和靠山又不占学历优势的苦出身来说，显然是渺茫不可期的事。与其如此，就像歌里唱的：“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
第三，贪杯中物，嗜酒如命。——习性与体制难容。陶渊明几乎是在酒缸中泡着生存的，酒，这个常在官场露脸又颇具杀伤力的东西，成了陶渊明难以继续做官的最大障碍。
陶渊明好酒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陶任彭泽县令才不久，朝廷作为特殊待遇，给他分了三百亩田地，他不假思索，即令手下全给他种上可酿酒的秫（高粱）。在老婆一再地请求下，他才勉强答应让出五十亩给老婆去种粳米，其余二百五十亩还是种上了秫，供他酿酒喝。
陶渊明曾作《饮酒二十首》，诗前《小序》中，他有这样的自白：“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有酒就是朋友。说陶渊明厌恶当官的，不一定。江州刺史王弘是个官场老油条，很想结识陶渊明这种雅士，陶渊明不愿理睬。有一天听说陶渊明要去庐山，王弘托朋友庞通带上酒和酒具，在去往庐山必经的一个叫栗里的地方，邀请陶渊明来喝酒。
陶渊明当时正患脚疾，照理说行走很不方便，但他一听有人请喝酒，立马来了兴致，让两个门生用小轿子抬着他去，“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不一会儿，只见王弘到了，这时候的陶渊明也顾不上讨厌王弘了，快坐快坐，三人一起推杯换盏。
陶渊明眼前，酒是须臾不离的好东西。他那个哥们颜延之，公差路过浔阳，造访老友陶渊明，两人是天天都喝，每喝，“必酣饮致醉”，不喝醉不罢休。还有更令人叫绝的，颜延之临别的时候，给陶渊明送了二万钱，陶这边与好友挥手告别，转身就去了酒家，把二万钱全放在了卖酒的那儿，酒家正诧异，只听陶说：“稍就取酒”，这样我到你这儿就能即时喝上酒——点钱数钱耽误工夫。
与陶渊明相识不相识，有酒便可成其座上宾。所谓“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周围乡亲邻里，只要你请我喝，“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返。”谁叫都到，喝倒为止。
酒会乱性，饮者自然洋相迭出。陶与人喝酒，自个儿先醉，很不礼貌地醉语客人：我喝高了想睡觉，你回吧。
酒瘾缠身，没钱怎么办？只好连累亲戚朋友了。“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陶竟然是这么个不知趣的家伙，甭管谁花钱买的酒，端上就喝，喝就要喝个够。
再看看陶渊明那篇《归去来兮》辞，丢下官印，踏进家门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先来一口再说。
陶渊明到死最牵挂放不下的，还是酒。在他为自己所作的挽歌中，明言：“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有人做过统计研究，据说陶渊明的诗作，几乎“篇篇有酒”。
一个视壶觞若生命的人，恐怕哪一种体制都无法任其逍遥为民父母。陶渊明选择弃官，实在是太有自知之明，而并非后人所想当然的以为他不慕富贵只羡仙。
陶渊明的身上，有竹林七贤的影子，只不过，他把七贤的风格，结合自己的特点做到了极致。如若酒后无诗，陶全然就是一个酒徒醉鬼，而正因其田园诗文的衬托，反射出其归隐的光芒更为耀眼动人。于是乎后人臆想了一个结论：陶渊明是看不起做官，如若做官，他定是个政治的能手。陶若幽灵，他最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是块什么材料，是花才能绽放，是木才会结果，山高耸，水长流，俺就是个好诗好文的田舍翁，当官无异于让俺受洋罪。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明智的，明智才意外地换来了美名。
不过在陶渊明之前的战国时期，早就有人对隐逸行为发过不同声音。韩非子在《五蠹》里讲：“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乃“乱国之术”也，聪明人不奉献智慧给国家，以其不贪富贵而受百姓君主称赞礼遇，这种现象也算扰乱国家秩序的一种。
——世事没有定理，安心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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