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慕富贵只羡仙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相朝文

作者:我方专栏作家秦四晃

生活在东晋将亡、故国南北分裂时期的陶渊明,被誉为中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人的鼻祖。不慕权贵,不恋权栈,毅然决然丢下乌纱帽而回家种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得其乐,活出了人生的另一番精彩。

据《晋书》记载,东晋安皇帝的义熙元年(公元年),陶渊明受命担任彭泽县(今属江西九江)令。冬天,郡太守派出督察组巡视彭泽。督察专员到彭泽即下榻宾馆,然后差县里负责接待跑腿的干事去唤陶渊明来见。

陶渊明平时就很厌烦这种事,不愿面对上边这些好充大辣子的人物,但又不能不见,只得勉强起身去见。这时,身边的干事提醒他:老爷,见上司得穿官服,整肃衣带,恭敬严肃求见,否则有失体统,上边会对您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陶渊明一听,更不耐烦了,索性转身回县衙,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硬气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随手取出官印,封好,附一封辞职信——《归去来兮》,交给干事然后甩手离开。县令只干了八十天。——这就是那段蔑视权贵的千古佳话的标准版本。

陶渊明果然不爱做官、不想富贵发达吗?非也。

年少时,陶渊明即发出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人生宏愿。二十岁外出求官,二十九岁才熬到祭酒——应付场面并无实权的角色。中间几经蹉跎,四十岁上雄心再起,不信官场没他的一口汤喝,混迹于各路军阀的幕府担任参军,十多年晃荡没多大起色。在东晋行将就木的时节,好不容易最终算是有了个正经的职位——彭泽县令。

权力这个东西,跟人们所从事的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一样,选择了,就需要你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义务,做出与之匹配的牺牲。做官也是有代价的。做了总统你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搞莱温斯基,你甚至不能想逛街就逛街,想爆粗口就爆粗口。而老百姓呢,就没这些忌讳了。权力对于执掌它的人是有选择的,是十分苛刻的,你的习性是否适合,一轮下来就能见真章。

陶渊明的拂袖而去,后人眼中,多么地潇洒。殊不知,这潇洒转身的背后,潜藏着他极其难言的苦衷。有几个人,能看穿他弃权归田的幕后隐情呢?我们不讳言渊明同志的凛然豪放,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他抉择时的迫于无奈。客观上的效果,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初衷。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散淡不羁,颖脱不群。——性格不适合做官。有人说做官的就要和底层民众打成一片,就要亲近民众,就要不惜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这话从情感上讲没错,但在为人处事、施政治土的权力运作细节上,你若真地把自己弄成个老百姓,你离老百姓不待见也就不远了。

做官要自律,要拿稳,要不苟言笑;做官要有威严,有气魄;做官还要不同凡响。至于亲民之举,只不过是偶尔为之的一种姿态,切莫把它当成为官的千金秘诀。陶渊明的天性决定了,上述的哪一条他都做不到。他生活散漫得比普通人还放纵,他喜欢自由,向往自在闲适,无拘无束,实在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

陶渊明的文友颜延之很了解朋友的这个特性,因此在陶渊明死后,为其撰写的《陶徵士誄》中讲:俺这哥们“不护细行”——不注意小节;俺这哥们“道不偶物,弃官从好”——性格不适合官场,不如转而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逍遥自在。一个颖脱不群、不与世接的率真文人,怎么能见容于世俗权力场呢!

第二,寡妇睡觉,上面没人。——高升缺乏背景。后人出于好意,为了给诗人名士套一件富贵光鲜的外衣,称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这纯属穿凿附会。都是江西人,都姓陶,就一定有血缘关系了?退一步讲,即使这二人沾亲带故,陶侃也早已“粪土当年”,于渊明兄这儿毫无借助力了。二十多年游宦,没人认定他是陶侃的后人。

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庶母离世,生母不知何人。自小家徒四壁,“弱年逢家乏”。对于不善结人脉的他来说,四十岁干到县太爷已属不易。仕途想有再大的发展,对他这个毫无背景和靠山又不占学历优势的苦出身来说,显然是渺茫不可期的事。与其如此,就像歌里唱的:“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

第三,贪杯中物,嗜酒如命。——习性与体制难容。陶渊明几乎是在酒缸中泡着生存的,酒,这个常在官场露脸又颇具杀伤力的东西,成了陶渊明难以继续做官的最大障碍。

陶渊明好酒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陶任彭泽县令才不久,朝廷作为特殊待遇,给他分了三百亩田地,他不假思索,即令手下全给他种上可酿酒的秫(高粱)。在老婆一再地请求下,他才勉强答应让出五十亩给老婆去种粳米,其余二百五十亩还是种上了秫,供他酿酒喝。

陶渊明曾作《饮酒二十首》,诗前《小序》中,他有这样的自白:“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有酒就是朋友。说陶渊明厌恶当官的,不一定。江州刺史王弘是个官场老油条,很想结识陶渊明这种雅士,陶渊明不愿理睬。有一天听说陶渊明要去庐山,王弘托朋友庞通带上酒和酒具,在去往庐山必经的一个叫栗里的地方,邀请陶渊明来喝酒。

陶渊明当时正患脚疾,照理说行走很不方便,但他一听有人请喝酒,立马来了兴致,让两个门生用小轿子抬着他去,“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不一会儿,只见王弘到了,这时候的陶渊明也顾不上讨厌王弘了,快坐快坐,三人一起推杯换盏。

陶渊明眼前,酒是须臾不离的好东西。他那个哥们颜延之,公差路过浔阳,造访老友陶渊明,两人是天天都喝,每喝,“必酣饮致醉”,不喝醉不罢休。还有更令人叫绝的,颜延之临别的时候,给陶渊明送了二万钱,陶这边与好友挥手告别,转身就去了酒家,把二万钱全放在了卖酒的那儿,酒家正诧异,只听陶说:“稍就取酒”,这样我到你这儿就能即时喝上酒——点钱数钱耽误工夫。

与陶渊明相识不相识,有酒便可成其座上宾。所谓“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周围乡亲邻里,只要你请我喝,“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返。”谁叫都到,喝倒为止。

酒会乱性,饮者自然洋相迭出。陶与人喝酒,自个儿先醉,很不礼貌地醉语客人:我喝高了想睡觉,你回吧。

酒瘾缠身,没钱怎么办?只好连累亲戚朋友了。“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陶竟然是这么个不知趣的家伙,甭管谁花钱买的酒,端上就喝,喝就要喝个够。

再看看陶渊明那篇《归去来兮》辞,丢下官印,踏进家门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先来一口再说。

陶渊明到死最牵挂放不下的,还是酒。在他为自己所作的挽歌中,明言:“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有人做过统计研究,据说陶渊明的诗作,几乎“篇篇有酒”。

一个视壶觞若生命的人,恐怕哪一种体制都无法任其逍遥为民父母。陶渊明选择弃官,实在是太有自知之明,而并非后人所想当然的以为他不慕富贵只羡仙。

陶渊明的身上,有竹林七贤的影子,只不过,他把七贤的风格,结合自己的特点做到了极致。如若酒后无诗,陶全然就是一个酒徒醉鬼,而正因其田园诗文的衬托,反射出其归隐的光芒更为耀眼动人。于是乎后人臆想了一个结论:陶渊明是看不起做官,如若做官,他定是个政治的能手。陶若幽灵,他最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是块什么材料,是花才能绽放,是木才会结果,山高耸,水长流,俺就是个好诗好文的田舍翁,当官无异于让俺受洋罪。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明智的,明智才意外地换来了美名。

不过在陶渊明之前的战国时期,早就有人对隐逸行为发过不同声音。韩非子在《五蠹》里讲:“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乃“乱国之术”也,聪明人不奉献智慧给国家,以其不贪富贵而受百姓君主称赞礼遇,这种现象也算扰乱国家秩序的一种。

——世事没有定理,安心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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