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煌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
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家境便日渐败落。陶渊明从小贫困多病,结婚以后也没有仆人和妾,从井里打水和春米这一类杂活都要亲自干,而且吃了上顿没下顿,母老子幼,生计没有着落。他的亲友推荐他到江州做了祭酒,以便领点俸禄,养家糊口。但是不久,他因看不惯官场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便很快辞去官职,返回家园,依然贫困,身体也更加瘦弱。终其一生,陶渊明都是在困顿与贫穷中度过的。
但他好读书,不仅认真学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必读的《老子》、《庄子》这些玄学经典著作,还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对《史记》也非常喜爱。还阅读了秦汉魏以来的许多史学、文学著作。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了县令的陶渊明,依然清高而耿直,对上司也不阿谀奉承。当他的上司郡督邮前来了解彭泽县的情况时,陶渊明并不像其他下属官员那样,恭恭敬敬地迎接,好吃好喝地款待,就连最起码的礼节向督邮行礼也不肯。
当督邮走后,他又长吁短叹地对下属说:“我真不愿为了一个县令的五斗米而低声下气地侍候他,这个官我就不干了!”当天就以为程氏妹奔丧为由,辞职到武昌去了,在任只有80多天。回到家后,他为自己毅然辞官而自豪,于是提笔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序》。在这篇文章里,他公然宣称自己做官是因为家庭困难,是为温饱而仕,不讲“忧道不忧贫”的高调,他不做官,也不做蔑视功名的清高,只是要顺其向往自然,不愿被拘束的性格罢了。
陶渊明对家人充满爱心,和睦相处。据《宋书隐逸传》等记载,他20来岁结婚,妻子生下ー个儿子后不久死了,续弦姓翟,又陆续生了4个儿子,一家人相处很好。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但他的5个儿子却都不争气,“总不好纸笔”,不好读书,因此他写了一首《责子》诗来责备他们懒惰、贪玩不识数,但他又无可奈何,最后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自己喝酒算了。诗中充满了幽默感,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戏滤,当然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他们成才的希望。
他还有个妹妹,嫁给姓程的,住在武昌,他任彭泽县令时妹妹去世,他就以此为由,立即辞职奔丧。以后,他还写了《祭程氏妹文》,一往情深地追叙了过去兄妹相处的美好时光,表达了真深切的哀惊。他甚至对仆人也关爱备至。他到彭泽任县令时,派遣了一个仆人去老家照顾他的儿子们,写信说:“汝旦タ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对仆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陶渊明的仕途生活,至彭泽令而彻底结東。他曾经有“猛志逸四海”,要“大济苍生”,而今他对“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场政治已彻底失望,桓玄也好,刘裕也好,陶渊明都决计离开他们,重返田野清风之中。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后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于是有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心境,也有了“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淳朴,更有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劳动生活。
社会黑暗,看不到希望;陶渊明景仰的儒家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他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到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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