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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些影视剧里经常看到，古代许多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比如范蠡、陶渊明、李白、刘基等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当了80多天彭泽县令就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当官员辞官回乡后，靠什么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呢？这要分情况来表述。
一
首先，对于范蠡、刘基等已经功成名就的官员来说，他们哪怕是辞官回乡，也能够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携带着不少“轻宝珠玉”，悄然离去，“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就凭这些财物，也足以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开支，更别说他辞官后三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次散尽家财。这说明，挣钱养家糊口对范蠡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只在朝廷里当了3年官，就辞官回乡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年龄已大，精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急流勇退，不惹是非。
刘基考取过元朝的进士，说明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差；他辞官回到家乡后，朱元璋经常派人嘘寒问暖，自然免不了各种赏赐。刘基就算比不上范蠡“累巨万”，但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二
其次，对于陶渊明、李白这种年纪轻轻就辞官回乡，又没积蓄多少财产的官员来说，维持生活的确有较大难度。
陶渊明在20岁时，为了生活所迫，外出当官，担任的都是祭酒、主簿、参军一类低级别官职，最高仅为彭泽县令。这些官职俸禄低不说，陶渊明还清廉自持，中途又时不时辞官不做。这样一来，虽然陶渊明断断续续当了20年官，但真正退隐田园时，他身边是没有多少积蓄的。
为了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陶渊明是需要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亲自下田耕种，干农活的。这可不像现在的自媒体作者，随便在农村拍几个段子，就表示自己是“新农人”了。他要开垦土地、种植豆子和禾苗、铲除杂草、喂养家禽……正因为此，陶渊明才能够写出对田园生活充满热爱的《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一批传世名作。
当然，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老百姓只要有一份土地，就能够解决基本的生存需求。陶渊明等官员辞官后，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亩、十几亩薄田，再开垦几亩荒地，哪怕是广种薄收，也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陶渊明等官员比别的老百姓还具备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辞官后，不需要纳税，也不需要服役。所以，他们的家园是平静的，不受打扰的。
李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隐居于江西庐山时，投身永王军营。不幸，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导致征剿兵败，李白因此身陷囹圄，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
后来，李白写了一首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提到了这件事，委屈地说：“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意思是说：我是被迫上了永王的贼船，永王送我两黄金，我视之如浮烟，辞掉永王封的官职，也不要他的金子，结果还是被流放到夜郎……”
无论如何，李白辞掉永王的官职，并非自己的本意，境况却依然一团糟。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干脆归隐田园，而是继续在人间晃荡。所以，李白的日子比陶渊明更加艰难，不得不投靠在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直至病逝。
三
最后，有的官员辞官回乡后，会继续为朝廷发挥“余热”。
这一类，以晚清官员郭嵩焘为代表。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城西人，是李鸿章兄弟李经榘的儿女亲家。他在担任清朝驻英、驻法公使期间，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遭到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黯然回国，称病辞官回籍，40多岁就过上了退休生活。
郭嵩焘多年担任封疆大吏，又做过驻外公使，退休后有一份丰厚的退休工资，生存不存在问题。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能够以一己之力在省城长沙修建一座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校思贤讲舍，引进了英、法学馆的课程，亲自制定章程和学规，亲自为学生检校功课。郭嵩焘身在田园，心忧天下，写信给李鸿章建议修建数百里的津通铁路。
基于郭嵩焘的爱国热忱，朝廷也多次采纳他提出的建议，让他发挥了“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