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形势并不是很好。当武则天从高宗手中接过一切大权的时候，长安、洛阳两京刚刚遭受过一场严重灾害的袭击。永淳元年（６８２）四月，高宗由于关中闹饥荒，米每斗三百文，离开京师长安，赴东都洛阳，“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五月，东都又遭水灾，洛水泛滥，淹没居民千余家。关中先水灾，后又发生旱、蝗灾害，接着是疾疫，百姓死亡很多，米每斗涨价至四百文。外地的经济状况也不太景气。光宅元年（６８４）秋七月，“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八月“栝（括）州大水，流二千余家”。连绵不断的灾害威胁着刚刚临朝称制的武则天。首先是农民授田普遍不足。
当时，据彭泽县的调查，百姓经营的土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百亩的法定数额相差很远。当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自打均田制创立以来，就没真正达到“均田”。这是因为均田制并不是把土地重新分配，正相反，它的基础我：是建立在地主占有制之上的。唐朝的土地占有，分皇帝直接占有，贵族官僚占有，一般地主占有，农民占有少量土地等四种情况。前三种由各类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在均田的范围之内，均田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土地，供“均田”的土地，只能来自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还要有很大一部分供军队屯田之用，皇帝又经常以各种名义赐封给臣下，官僚贵族又常常以“借荒”、“请牧地”为名把大片荒地掠为己有。
因此，真正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是很有限的。百姓授田不足的情况非常恶劣，据大臣们的考查，唐太宗６４４年百姓授地已很不足，唐太宗为此非常不满，而武则天当政初，较之唐太宗时期，民间百姓每丁授地是他的六分之一。其次是土地兼并严重。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和口分田在一定情况下允许买卖，这就为豪强的兼并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太宗执政后期和高宗执政初期，兼并之风就很盛行，豪强以各种不同的手段吞并农民的小块耕地。那时，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侵占肥田九十顷，洛州一带豪族仅在本州之外就霸占民田三千余顷。武则天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王公贵族和富豪之家，广置庄田，恣行吞并，大批农民的耕地转变为官僚地主的田庄。继之而来的是百姓的逃亡。百姓失去了土地，又交纳不起名目繁多的赋税，只好走上逃亡的道路。
陈子昂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篇《上蜀川安危事》，里面说，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聚集在政府控制力量较薄弱的山林偏僻地区，不属州县，不耕种国家的土地逃户被土豪、大族所征敛驱使，其中一部分公然反抗朝廷，当了“盗贼”。耳闻目睹均田制受到破坏，武则天常常为之劳神，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收入、政权的巩固。她经常向大臣们询问乡间的情况，每年地方上派朝集使进京，她都要赐给他们酒食，详细听取他们的奏报。她还派出巡抚使出使各地，了解诸州的土地、生产、人口等情况。为了解决百姓逃亡的问题，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