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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二十岁出仕，四十岁归隐，其间除去断断续续隐逸的岁月，他真正当官在任的大概有十三年左右。
陶渊明任彭泽令80多天便挂印而去，是他最后一次出仕。之后的二十年里虽有人再次请他出山，但均被其拒绝。
他不算短暂的仕宦生涯，担任的官职不算大，但却多有变化。从陶渊明的角度来说，其间多次归隐自然是热爱田园；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很难融入社会的窘境。
这就不得不提到陶渊明的出身问题了。
陶渊明的尴尬：不属于世族，但也不能算作寒族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东晋末到刘宋初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同样也是门阀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里，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身的门第，而陶渊明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人。
一般认为，陶渊明祖上最有出息的人是陶侃，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两者即使不是直系，也必然有很近的亲属关系。
从陶侃往上追溯的话，这一家族就没什么光辉历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至少在陶侃的时代里，他还是寒族子弟。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时期东吴势力中的扬武将军，只是杂号，官职并不大；反而陶侃的母亲在历史上更有名一些，与孟母、欧母（欧阳修之母）、岳母并称“四大贤母”，其中“截发留宾”的典故就出自“陶母”。
陶侃当年之所以能为官，也正是因为这一典故。陶母的这一举措让前来做客的范逵极为感动，于是举荐了陶侃在泸州太守张夔麾下任职。
恰逢“八王之乱”的历史动荡，陶侃在这一时代以自身的能力逐渐壮大起来，成为了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得到了众多名门的拉拢。
但其出身于江东，在当时被北方士人所鄙夷，甚至不愿意与其结交。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苏峻叛乱，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因为陶侃主张杀掉引起这场叛乱的庾家人，使得庾亮不敢去见陶侃。温峤劝他说：
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所谓的“溪狗”，就是当时名门世族对江东人士的蔑称，无论是江东豪强还是平民百姓，都被当时的世族所鄙夷。温峤和庾亮都是在陶侃处寻求庇护的，但却依然以“溪狗”来指代他，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根深蒂固。
陶侃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异数，出身寒族，但却位极人臣，可他的后代就没有这种机遇和能力了。
陶渊明的父亲是一个放浪形骸、迹寄风云之辈，可见当年陶侃的辉煌并没有让这一家族成为新的显贵，到了陶渊明的时代，已经没落得不像样子了。
陶渊明曾经写诗讲述自己出仕的缘由，就是为饥寒所迫，讨一口饭吃，可以说是非常现实的。
从这一历史渊源上来说，陶渊明的祖上并非世家显贵，而是落魄的寒族；但又因为其曾祖陶侃的缘故，这一家族也曾经辉煌无比，成为了陶渊明出身的一个背书。
这就使得陶渊明的出身显得比较尴尬，世家大族将位极人臣的陶侃都称呼为“溪狗”，自然不会承认陶渊明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众多寒门子弟又因为其祖上极为辉煌的历史，与陶渊明之间又有着天然的隔阂。
以“出身”论英雄的时代里，像陶渊明这样尴尬处境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在东晋的官场里缺乏盟友，显得格格不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有人会问，“出身”在当时真的有如此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贵为帝王也不得不向这一现实妥协。
其原因就在于，世族高第所掌控的领域，连帝王也无法撼动，甚至其自身也不得不向之靠拢。
世族门阀掌控文化领域，陶渊明没有归属
自曹丕变革“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之后，世家门阀彻底掌控了人才选拔的权力，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两汉算得上显赫的“四世三公”家族，在两晋时期都不够看。
在这一时代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些门阀世族，如丞相等重要位置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人来担任，和“世袭”几乎没有区别。更有甚者，皇帝的人选有时候也要由这些名门世家所决定。
皇族的权力和势力虽不容小觑，其掌握着唯一的正统地位。但相对应的，文化上的正统却牢牢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这一点在南朝愈加显著。
众所周知，东晋末年的社会鲜有太平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码屡次上演，皇室的地位实际上并不牢固，真正稳定的还是这些世族高门。
战乱时代，寒门子弟比较容易做出一番事业，比如陶侃就位极人臣，掌握了极高的权力，甚至压制着世族。
所以，世族在拉拢这些寒门子弟与其交好的同时，又牢牢把握着文化上的控制权，以此来彰显门第的优越。
文化的影响力是渗透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它并非一种直接的权力，但却象征着地位，对各类人物具有品评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是一个士人在社会上的名声。
这些世族高门经常举办的一些文人“雅集”，实际上就是其掌控文化的手段，能参与到这样的集会里，才能算作被其所接纳，这对于一个士人的社会名声至关重要。
在当时经常有这种文人雅集活动，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写下的。而还有很多“雅集”甚至还对参与者限定了出身门第，或者只在家族内部举办。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很高，但在当时却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推崇其作品，这就是在文化上被排斥的表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多地认为他是一个有名声的隐士，而不是一位好的诗人或作家，所以在品评他的时候往往都是从人格、归隐等方面着手的。
其相关传记被归入《隐逸传》中，钟嵘的《诗品》里也仅仅是将其列入“中品”，给了一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并不算高，《文心雕龙》更是对其只字不提，可见他的作品还不足以被太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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