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与东晋官场格格不入得从一个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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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二十岁出仕,四十岁归隐,其间除去断断续续隐逸的岁月,他真正当官在任的大概有十三年左右。

陶渊明任彭泽令80多天便挂印而去,是他最后一次出仕。之后的二十年里虽有人再次请他出山,但均被其拒绝。

他不算短暂的仕宦生涯,担任的官职不算大,但却多有变化。从陶渊明的角度来说,其间多次归隐自然是热爱田园;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很难融入社会的窘境。

这就不得不提到陶渊明的出身问题了。

陶渊明的尴尬:不属于世族,但也不能算作寒族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东晋末到刘宋初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同样也是门阀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里,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身的门第,而陶渊明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人。

一般认为,陶渊明祖上最有出息的人是陶侃,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两者即使不是直系,也必然有很近的亲属关系。

从陶侃往上追溯的话,这一家族就没什么光辉历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至少在陶侃的时代里,他还是寒族子弟。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时期东吴势力中的扬武将军,只是杂号,官职并不大;反而陶侃的母亲在历史上更有名一些,与孟母、欧母(欧阳修之母)、岳母并称“四大贤母”,其中“截发留宾”的典故就出自“陶母”。

陶侃当年之所以能为官,也正是因为这一典故。陶母的这一举措让前来做客的范逵极为感动,于是举荐了陶侃在泸州太守张夔麾下任职。

恰逢“八王之乱”的历史动荡,陶侃在这一时代以自身的能力逐渐壮大起来,成为了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得到了众多名门的拉拢。

但其出身于江东,在当时被北方士人所鄙夷,甚至不愿意与其结交。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苏峻叛乱,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因为陶侃主张杀掉引起这场叛乱的庾家人,使得庾亮不敢去见陶侃。温峤劝他说:

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所谓的“溪狗”,就是当时名门世族对江东人士的蔑称,无论是江东豪强还是平民百姓,都被当时的世族所鄙夷。温峤和庾亮都是在陶侃处寻求庇护的,但却依然以“溪狗”来指代他,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根深蒂固。

陶侃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异数,出身寒族,但却位极人臣,可他的后代就没有这种机遇和能力了。

陶渊明的父亲是一个放浪形骸、迹寄风云之辈,可见当年陶侃的辉煌并没有让这一家族成为新的显贵,到了陶渊明的时代,已经没落得不像样子了。

陶渊明曾经写诗讲述自己出仕的缘由,就是为饥寒所迫,讨一口饭吃,可以说是非常现实的。

从这一历史渊源上来说,陶渊明的祖上并非世家显贵,而是落魄的寒族;但又因为其曾祖陶侃的缘故,这一家族也曾经辉煌无比,成为了陶渊明出身的一个背书。

这就使得陶渊明的出身显得比较尴尬,世家大族将位极人臣的陶侃都称呼为“溪狗”,自然不会承认陶渊明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众多寒门子弟又因为其祖上极为辉煌的历史,与陶渊明之间又有着天然的隔阂。

以“出身”论英雄的时代里,像陶渊明这样尴尬处境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在东晋的官场里缺乏盟友,显得格格不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有人会问,“出身”在当时真的有如此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贵为帝王也不得不向这一现实妥协。

其原因就在于,世族高第所掌控的领域,连帝王也无法撼动,甚至其自身也不得不向之靠拢。

世族门阀掌控文化领域,陶渊明没有归属

自曹丕变革“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之后,世家门阀彻底掌控了人才选拔的权力,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两汉算得上显赫的“四世三公”家族,在两晋时期都不够看。

在这一时代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些门阀世族,如丞相等重要位置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人来担任,和“世袭”几乎没有区别。更有甚者,皇帝的人选有时候也要由这些名门世家所决定。

皇族的权力和势力虽不容小觑,其掌握着唯一的正统地位。但相对应的,文化上的正统却牢牢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这一点在南朝愈加显著。

众所周知,东晋末年的社会鲜有太平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码屡次上演,皇室的地位实际上并不牢固,真正稳定的还是这些世族高门。

战乱时代,寒门子弟比较容易做出一番事业,比如陶侃就位极人臣,掌握了极高的权力,甚至压制着世族。

所以,世族在拉拢这些寒门子弟与其交好的同时,又牢牢把握着文化上的控制权,以此来彰显门第的优越。

文化的影响力是渗透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它并非一种直接的权力,但却象征着地位,对各类人物具有品评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是一个士人在社会上的名声。

这些世族高门经常举办的一些文人“雅集”,实际上就是其掌控文化的手段,能参与到这样的集会里,才能算作被其所接纳,这对于一个士人的社会名声至关重要。

在当时经常有这种文人雅集活动,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写下的。而还有很多“雅集”甚至还对参与者限定了出身门第,或者只在家族内部举办。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很高,但在当时却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推崇其作品,这就是在文化上被排斥的表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多地认为他是一个有名声的隐士,而不是一位好的诗人或作家,所以在品评他的时候往往都是从人格、归隐等方面着手的。

其相关传记被归入《隐逸传》中,钟嵘的《诗品》里也仅仅是将其列入“中品”,给了一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并不算高,《文心雕龙》更是对其只字不提,可见他的作品还不足以被太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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