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人都想学陶渊明的精神，要遗世而独立，归隐田园，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归隐田园，也不会辞官，而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官场混下去。为什么他们不学陶渊明的辞官归隐？
他们本来是穷苦书生，经过寒窗苦读，科举高中，才做了官。受到圣贤书教育之后，他们变得有些奴性，要修齐治平，要为君王着想。在他们看来，君王就代替了天下，为君王出谋划策，就等于自己安邦定国了。其实，君王并不能代表天下，也不能代表老百姓，只能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代表皇族的利益。文人们还是太幼稚了，以为做官就是为老百姓着想。而事实上他们的做官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谋福利，都是为了自身谋福利，而不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在作为书生的时候，他们过惯了穷日子，知道只有跻身官僚阶层，才能过上好日子。而对于一般人来说，要经过三四代的努力，积攒钱财，才能供出一个书生，而书生是不是能考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古代科举录取率不高，国家级的考试两三年来一回，并不会年年都考。有的人考了一辈子都没考上，也就只得作罢，却荒废了一生的光阴。难怪古人受到官本位思想影响比较深远，原来考上官员成本虽然大，但收获却是巨大的。做了官就要维护官僚们的利益，要互相倾轧，通过银子往来确立牢固的关系，上有保护伞，下有官员家族的人做衙役，也就能干一些面子上的事和不能说的事情了。至于银子如何来，就好办了，私自加税，卖官鬻爵，都能得来白花花的银子，拿出一部分送出去，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倘若有哪个官员还要修齐治平，要替君王分忧，就只能在皇帝允许范围内提点意见，而不能“讪君卖直”，呛了皇帝肺管子。
培养书生不容易，书生考中之后做官不容易，要是轻易丢弃官职，岂不是对不住列祖列宗？对不住国家的培养？其实，还是做官获利颇丰，让人不忍丢弃。那么，陶渊明为什么能够轻易辞官归隐？
除了陶渊明的性情使然，就是他在当时的官场受到了排挤，郁郁不得志，不能为老百姓做些事，只能和官员们沆瀣一气，拼命搜刮，还要有银子上的来往，当然不愿意做官了。他做了彭泽县令，官职不算大，要是大官，恐怕身不由己，根本不能随便辞官归隐。做了小官，还不能为人们做事，以前书生的理想得不到实现，还不如辞官归隐合乎本心。于是，陶渊明辞官，到农村隐居。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他自己看来，辞官归隐是因为“性本爱丘山”，和官场黑暗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没有提到官场黑暗，而只是表明自己心志。后来的文人们大多不喜欢这样，即便被皇帝贬官，也不会辞官归隐，而是会不停地写信，写诗作词，向皇帝表达忠心，即便死在贬谪的地方，也无怨无悔。其实，他们只是进了体制以内，养尊处优惯了，就离不开体制了。什么为皇帝分担忧愁，为黎民社稷，说得冠冕堂皇，却不会有什么好的举动。所有好的政绩全都要归功于皇帝，而不能自己独享，以免被皇帝忌惮。于是，韩愈被贬的时候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被贬了，还要想着为皇帝“除弊事”，其实就是想获得皇帝的重新启用。苏轼在被贬途中，经常给朝中大臣和皇帝写信，希望重新被启用。他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一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意思是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郡赦免魏尚一样赦免我呢？说白了，苏轼还是想回到朝廷，继续为皇帝效力。只是，在皇帝赦免他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回到朝廷了效力了，第二年就死掉了。
很多官场上的文人明明看到官场黑暗，混乱不堪，却只能沆瀣一气，不会轻易辞官归隐，只是在精神上崇尚陶渊明，保持形而上的人格独立和高洁志向，却往往和世俗格格不入，和官场的黑暗现实有太大的抵牾，也就往往会办出一些直谏的事，或者写诗作词有了讽刺的意味，被皇帝抓住小辫子，贬到了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并非要甘心被贬官，而是要不停地申诉，甚至做牛做马也要回到朝廷，已经完全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也就成了官场的附庸。可以说，他们没有像陶渊明一样保持了现实和思想上的独立人格，也没有像陶渊明一样“复得返自然”，回归自然天性，回归自由，而是会始终在体制内混，混得上去就算是成功，混得不好，就算是失意。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意，都要在官场混，充分享受体制内的好处，也就没什么人格独立精神了。
不管文人们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只要身在官场，就不会保持独立高洁的人格，一副奴才秉性，却假装清高，其实都是装的。他们不会学陶渊明的做法，只会学了陶渊明的精神，以此附庸风雅，其实还是吟风弄月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本人只是一个禄蠹，却并不是什么安邦治国的贤才。还不如学了陶渊明，学了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来得潇洒自然，起码保持了独立人格和精神，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