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并不多，陶渊明便是这少数中的佼佼者。陶渊明不仅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他以平淡而又醇美的田园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尽领风骚。在这些诗里，他真诚地赞美劳动人民，并表现劳动美，歌颂了田园诗般的生活。
陶渊明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劳动美并非偶然，而是有它的必然性:陶渊明的平民本色正是他诗歌中表现出的劳动美的思想基础;他的田园诗歌是他表现劳动美的载体;“桃花源”是他虚构的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他希望人人安居乐业，这正是他诗歌中劳动美的社会寄托。下面仅就他诗歌中劳动美的思想起源，诗歌劳动美的载体，诗歌劳动美的社会寄托三个方面展开浅显的论述。一、陶渊明诗歌劳动美的思想起源———平民本色第一，陶渊明有着丰富的劳动经历和独特的劳动经验。
他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通过共同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和劳动人民逐渐接近并联系紧密，尤其是他在亲自参加田间耕作的过程中，能把自己融入到众多的农人之中，与他们一起谈论农事，融洽相处。他已把自己当成了农人中的一员，真是其乐融融!
虽然，在本质上，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农民，但他的“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思想，他的与地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截然相对的言行，却是弥足珍贵的。“日入相与归，壶浆老近邻”(《始春怀古田舍》)，这是何等真挚的感情!我们再看其《杂诗》第一首: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此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认为人和植物不同，没有根蒂，就好比陌上的尘埃，随着风飘移分散，此刻之己身已非前刻之己身了;世上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生命。
人生既如尘埃飘忽不定，那么一旦落地就是兄弟，何必有骨肉关系才相亲呢!近邻就好像落在一起的尘埃，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自可如亲兄弟一般共同欢乐。这段话表明了陶渊明对人的理解，对生的理解，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颇有耐人寻味之处。第二，陶渊明发现和表现出来的劳动美的一个根本动因是他的平民思想。而这正是他与别人的区别所在，在他的思想中崇尚自然可谓是核心。
他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状态:“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许多世俗之人不遗余力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在陶渊明眼中却犹如牢笼罗网，它只会使人的天性不得释放，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返回本初的自然状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可以这么说，陶渊明的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正是这“返自然”。不为世俗干扰，耕织自资，这才是人的本性，才是回归自然，是作为天地之精华的人本该做到的。陶渊明这种自由率真的思想以及隐士的风格，让他在人生解脱的探索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亲近平民空间，在劳动中发掘并表现了劳动美。第三，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从普通的劳动中感悟出劳动美。我们可以从陶渊明淡薄名利的性格中看出他辞官隐居田园之后恬然自适的精神，“躬耕自资”，甘于贫穷，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从普通的劳动中感悟出劳动美。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八十余天，逢郡守派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来带见之”，他最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毅然抛弃功名利禄，退隐到田园之中。随后他隐居山林的决心已定，从此就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他的诗中也很清晰的描写了自己隐居的快乐和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和“托身已得所，干载不相违”。从诗中能够看出他的真实感受和表达隐居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