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记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可以记人、事，也可以记山川名胜、器物建筑，而其中最美丽最著名的，当属我国人民投票评选的“四大名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陶渊明《桃花源记》
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他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归隐田园，躬耕僻野。陶渊明虽远在江湖，仍旧关心国家政事。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柳宗元《小石潭记》
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年）因拥护王叔文的改革，被贬为永州司马。贬官之后，为排解内心的愤懑之情，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寄情山水，写下《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
欧阳修《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而反对保守之流。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醉翁亭为中国古代四大名亭之首，那里古树婆娑，亭台错落，青山如画，碧水潺流，景色十分优美，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这两方面是融和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范仲淹《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但是范仲淹其实没有去过岳阳楼。公元年6月，他挥毫撰写的著名的《岳阳楼记》一记叙文，都是看图写的。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如今号称“天下第一楼”的岳阳楼每年都会吸引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前来游览，这一切都得益于范仲淹的“忧乐二字总关情”。
除了以上这四篇散文游记外，其实，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作名篇，这些游记文学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其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等元素让人喜爱着迷，难以释卷，这即古代文人的生活的艺术，表达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