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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既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贫困潦倒没有买酒的钱”，甚至到了乞讨的地步。大多数人是依据《乞食》这首诗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后面有：“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哪有在人家呆了一天，又饮酒又赋诗的“乞讨”呢？也不是现在一些人提出的“非但不贫困，而是比较殷实家庭”的说法。他们有诗为证：“方宅十余亩，草房八九间”。好友颜延之就赠与他两万钱，相当于他的家庭三四年的开支。但是陶渊明悉数让儿子拿去放在酒家了，可见他家里还是不缺这个钱的。其实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贫穷的，过着一种他自己说的“贫富常交战”的生活。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之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最辉煌的时期，祖父、父亲都做了太守，但早已开始没落。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庶母病逝，与生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陶渊明身处战乱中心的浔阳城，历史上几大重大交兵事件均发生在浔阳附近，当时当地人民民不聊生。社会背景并不好，连年的战乱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陶渊明在人生的晚年62岁时在《有会而作》中写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
陶渊明因为贫困而出仕。在《五柳先生传》中有：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萧统《陶渊明传》中有“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而且他五次出仕，每次时间都不太长，“少无适俗韵”的他为何还要几次三番地违心地出仕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当时的经济所迫，如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就写到了《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或许五次出仕时多少留下了些许积累，特别是任彭泽令时有一百亩的官田，虽然五十亩用来种粮食，五十亩用来种酿酒用的高粱，估计这时候经济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善。辞官一年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这时候达到了陶渊明经济状况的顶峰。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义熙四年，陶渊明彻底归隐后的第三年一场大火，把“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烧个一干二净，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有：“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一家人只好住在门口的船上，后来到了西庐即东林寺附近住了三年，后来义熙七年移居南村，再过三年再搬回到上京的旧居，可见陶渊明又回到了旧居。这期间陶渊明几经周折，三易住地估计生活境遇不是很安定的，自然经济状况好不到哪去。
晚年的陶渊明得的疟疾，五十一岁时加剧。陶渊明还患了严重的脚疾，行走不便，更谈不上耕种，五个儿子拿他自己的话讲又个个靠不住。在《杂诗十二首》其八有：“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陶渊明不改志节，“忧道不忧贫”。萧统《陶渊明传》中记载的好友颜延之就赠与他两万钱，也只是在他六十岁时。两年后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时，已经是贫病交加了。陶渊明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贫困常交战的一生、高洁的一生、旷而真的一生。正如他在《自祭文》说的那样：“人生实难，死之如何！”（来源：光华时报李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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