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商/PoShang
壹
番邑：江西最早开发的区域
春秋战国时代，江西未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其地先属楚，后归吴，尔后越灭吴，楚又灭越，是江西全境属楚。而番邑正是春秋时吴国、楚国水军屡次争夺的重镇。
上古有关文献提及的今江西境内的县邑仅有番、艾。春秋前期，楚国东进。
古江西区域为楚国所占有。春秋中期，公元前年，吴国水师前往番邑，打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楚国水师。俘获番城的行政长官子臣，他部下还有六人也被吴国水师所抓获。《左传·鲁定公六年》载，“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隐》：“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也。”这场大战震动了楚国的统治者，国都自郢（今湖北荆州）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这也可以看出番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拥有大片平原河汊。
此战之后，彭蠡泽周边地区为吴国所占有。吴王阖闾、夫差父子两代，国力强盛，向西的区域扩张到古江西到彭蠡泽西。夫差穷兵黩武，渡江北上争霸，两次打败齐国，与晋国争盟主。曾被吴国打败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鲁哀公二十年十一月，出兵直袭吴都姑苏。吴军大败，夫差自刭死。江西转归越境之内。显王三十五年(前)，楚威王灭越国取番。（此据《资治通鉴》，清同治《左传·鲁定公六年》谓四十六年之说有误，按《史记》显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不在位。
江西地理位置有一说，“吴头楚尾”，此说最早见于黄庭坚《谒金门》词：“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洪刍《职方乘》说：“豫章之地，为吴头楚尾。”番的位置也是在“吴头楚尾”的两国争夺之处。钩沉史籍，又是一个拉锯状的变化过程。
番邑起初由越族繁衍、后为楚国占据，再由吴国占据、最后仍为楚占，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
贰
秦汉之际动荡年代的番阳县
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年设郡县，江西区域隶属九江郡，此郡包括今安徽、湖北、江西之一部，郡治在安徽寿春。明代学者曹学铨在《广信志胜》中考证说：“秦始皇分故干越地置番阳、馀干、太末三县地。”九江郡范围过大，不久分为九江郡、衡山郡、庐江郡，原属九江郡的江西，大部分改隶庐江郡，郡治设番阳（今鄱阳县）。当时的番阳成为江西的区域中心。吴宗慈《江西古今政治地理沿革图·汉前江西地理沿革图》标示秦代江西设有鄱阳、馀汗、艾、新淦、安平、庐陵、南壄7个县。不过，秦亡之后，这一区域中心又南迁了。
秦末社会的大动荡中，番县出现一位豪杰人物即吴芮，是江西史有生平事迹的第一人。吴芮是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秦时为第一任番县（今鄱阳）令。《汉书·吴芮传》：“吴芮，秦时番阳令。”期间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甚得江湖间民心”。百越人都听从他的号令，尊称为“番君”。当陈胜、吴广举起反秦义旗时，芮收留英布七千余人，并把女儿嫁给英布，率百越人起兵响应。又派部将梅鋗领兵随从刘邦西征入关灭秦。前年项羽分封诸侯，封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西北）。楚汉相争时，吴芮转向佐刘邦灭项羽。刘邦建立西汉后，于前年2月立吴芮为长沙王，领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之地，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刘邦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意欲长期保留长沙王国，借吴芮在百越人中的强大号召力，以达到对百越人地区的有效控制。故刘邦在位时，异姓王全被翦灭殆尽，只保全长沙王一国。不久，吴芮奉令率兵平定福建，行军经过宁都、南丰，南丰有军山，传说为吴芮驻军而得名。途中病逝，谥“文王”。至孝文帝后七年（前），长沙王封国因长沙王吴著无后而废除。
叁
汉代鄱阳县的农、渔、商业与水运
西汉高祖五年（前）置豫章郡（郡治南昌），隶属有十八县：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壄、安平。县治多设在靠近江河湖畔，大多在两水交汇处。或是交通方便，有军事战略意义之处，边防地位突出。
高祖十一年(前)，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异姓王相继叛汉被剿灭。淮南王英布惧，起兵反汉，次年被击溃，逃亡彭蠡，高祖遣将追斩于番阳。这说明，没有便利的水陆路线，是不可能迅速逃亡到江南相对蛮荒之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秋，东越王馀善得知楼船将军杨仆向朝廷请求攻打他，决定举兵反汉，“发兵拒汉道”。号驺力为“吞汉将军”，杀汉三校尉。元封元年(前)，武帝派四路大军水陆并进，前往闽越地区平叛。四路大军其中有两路皆取道彭蠡湖流域：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路航行“出白沙、武林”。即经过鄱阳县。《史记》索隐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汉书·地理志》：“鄱水西入湖汊。”据此分析，杨仆的进军路线当与秦始皇南征闽越的进军路线相同，即沿今信江东行，至铅山县南折，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越境内。
水路的开拓与船只的广泛使用，为鄱阳县周边区域与各地的经贸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这种盛况也许正如左思《吴都赋》所说：“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擢转毂，昧旦永日。……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舟船成群，昼夜不停，构成水运的繁忙景象。
西汉初期，古彭蠡湖范围还在今鄱阳湖二桥以北，即都昌老爷庙一带。自都昌县以南尚未形成广阔的湖，为宽广的鄡阳平原，水网密布，鱼米之乡。整个豫章郡一带尚是地广人稀，处于
自给自足、相对落后的状态，但是有金矿的出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集解”徐广曰：“鄱阳有之。”说的是黄金出产于鄱阳县。《汉书·地理志》所载更为详细：“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师古注：“采者谓采取金之处。”《郡国志》曰：“鄱阳之上出金坡，沙淘之，粒大者如豆，小者如麩。亦生银苗于山中。”这为鄱阳县增殖了财富。南唐时始设的德兴县，当时也属于鄱阳县，有可能那时也发现了铜矿与金矿。
西汉初年，开放关塞，免征关税，为南来北往的商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广阔空间。宽松、优惠的工商政策，有利于各地物产的流动，促进了商贸的快速发展，因此，“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西汉中叶以后，商贸活动逐渐活跃。当时豫章郡包括鄱水（即后来称为昌江、饶江以及信江西北流的一支）流域一带的木材、粮食、鱼、陶瓷、铜矿等货物都是商贸的主要物质。南方丰富的物产，需要商人贩运与销售，“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除了专业商贾外，还有不少“编户齐民”，舍农之本而事末利。从事方物土产的交易。
东汉时，南方地广人稀的状况有所改变，鄡阳平原应是江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域。作为赣江与鄱水相汇处的鄱阳县，其经济与水运地位进一步凸现。所以至东汉末的建安时代，孙权割据江南，新置鄱阳郡，治所在鄱阳县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中说：“赣水又与鄱水合，（鄱）水出鄱阳县东，西径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王莽改曰乡亭。孙权以建安十五年分为鄱阳郡。”
彭蠡湖、赣江、鄱水流域，河网密集，有发展造船业的良好条件，可造较大的船。古谚云：“北人乘马，南人乘船。”说出南北交通工具的很大不同。南方人多用船，也说明南方河流众多，又盛产木材用于造船。“船”，《释名·释船》曰：“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流也。”“航”字亦从舟。舟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水路则完全依靠舟船运输，且船运更能承受重物。是因为汉代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舟船。
汉代已能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如斧、凿、锯、锥等，这为造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西汉开始，豫章、余汗、鄱阳均是重要的造船点。这也得益于南方的森林茂密而良材高大。西汉刘安所著《淮南子》云：“榧、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
汉代已经能够制造多种类型的船，如民用舟船、运输货船、军用战船，乃至高达十余丈、建有三层楼的“楼船”。其时南方的木船已有浅水船和深水船的区别，航行于深浅大小不同的河流。《汉书》载：“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由此可知，当时的滨江地域已能够根据河道条件，建造适宜航行的浅水船舶。
从史料来看，从春秋时代的番邑到秦朝的番阳县，鄱阳县应是上古江西区域最早开发的地方，这与其水路交通位置有关，也与其地为较早开发的鱼米之乡有关，鄱阳县以及鄱水流域的广袤地区以其发展的势头显示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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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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