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治白癜风好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与生命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复归于朴”的观点，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极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绵延瓜肤的阴柔韧性。由老子和庄子所开辟的道家思想让中国人懂得“归来”,与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出发”学说相互补充，使人生进退有据，圆融自得。这种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和生命智慧，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了纾解压力的有效策略与路径。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屈原《楚辞·渔父》中的这首民谣字面意思为沧浪水清时可以洗洗帽子上的缨穗，浑浊时可以洗洗脚。引申意思为天下清平之时可以人世为官做事，天下无道之时则当归隐田园。
最早也最有名的归隐之人当属严子陵，这位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少年同学拒封“谏议大夫”之官位而隐居富春江畔。今天的浙江省桐庐县城南15公里处有严子陵钓台，据统计，两千多年间李白、范仲淹、孟浩然、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一千多名文人墨客来过此地，并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尤以范仲淹撰写的《严先生祠堂记》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流传最广。
年后的东晋末年，又一位影响后世的归隐之士“归去米兮”,他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曾祖父虽然曾任东晋大司马，但他自幼家境贫寒，直至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这样一个小官职，但不久即因受不了官场琐碎而辞官，中间虽然又出任镇军、参军等职但都没干多久。41岁时出任彭泽县令，"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便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最终辞官，写下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后来还写下《桃花源记》以及《归园田居》、《饮酒》等充满诗情画意的系列田园诗。他被林语堂誉为“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林语堂认为“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勤奋吏治，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道家无为的崇尚亦如此分明。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正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复归于朴”的状态。
进一步说，没有先前为彭泽县令等“入世”经历，也就难有后来归园田居的“出世”境界。比如说一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庄、土地和家人的农夫，通常不但不会种菊花，一般也不会没事望南山。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儒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开阔而崇高的文化理想，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感召下囊萤映雪读书或闻鸡起舞习剑，然后满腹“文韬武略”一步一步走向“庙堂之高”。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吕蒙正那样的一代名相或祖逖那样的威武将军；但大多数人往往生逢乱世命运坎坷，即或所谓盛世也多有不善或不喜传统官场争权夺利者。对这些人来说，幸有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特质，使他们“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在挫折失意之时或看淡想开之际，一叶孤舟一蓑烟雨而逍遥“江湖之远”。
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所给予人“复归于朴”的生命智慧，不仅使人有“归去"的一种状态，更有“归来"的一种心态，一种“归去来"山河大地间的精神家园的宁静超然。故而他们既能仍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壮怀，又可获得“醉里吴音相媚好”的情致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在。如清代康乾时期一位名叫李慎修的山东人，曾任杭州知府和刑部郎中，被削职还乡后写过一篇充满喜乐生活趣味的《归田赋》,开篇写道：
”清闲二字最无价，隐向山林罢。邻舍四五家，种几亩禾稼，葫芦接芽檐，受用无冬夏，自在有谁家?出门去随处安插，松荫石畔，竹篱茅榻。枣杏盈山谷，桃李绕周匝。”
这份自在快活恐怕也深得元代关汉卿的小令《四块玉·闲适》的精神接引：
”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
关汉卿在这里描绘的“闲适”生活状态，实际上表达的是宋末元初动荡巨变时代，作者不愿同流合污而“归去”的精神境界。
儒道互补所成就个人的，还并不限于前半生和后半世之间"-进一出”的圆融状态，而是可以贯穿在全部生命活动中的自如心境。即是说，“归来”“退隐”绝非"失败”的“下坡路”,而是人生的策略和生命的自由选择。使个人获得进退有据的儒道互补文化特质，由此为传统中国提供了一种“上下通达”的社会运行机制。
所谓上下通达，是指普通人可以通过门客、幕僚或从军戍边等渠道向“庙堂之高”进阶，尤其是唐代以后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使读书人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因而能以“头悬梁、锥刺股”的自残精神来苦读。但是，落榜、辞官、被贬和告老还乡等，使那些未能“功成名就”者或不喜欢、不适合“从政”者以及功成身退者重返“江湖之远”。有“仰天大笑出门去”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精神支撑，有“南亩耕”“东山卧”的典范引领，这些人便能够选择在辽阔的山河岁月间，构筑起一个充满永恒魅力的精神家园。
这条“上下通达”的生命轨迹和文化路径，为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织就了一条顽韧的社会纽带，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保持了“精英治国”和“礼失求诸野”的活力，另一方面则使乡土中国获得了文明的垂范和文化的滋养。即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Rozman)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向下实行劝诱性质的典范以及向上进行模仿的渴望”之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时期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和续接了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而已。无论是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和工人夜校，还是后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新生活运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大众，激发了社会的活力。
今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所能继续给予我们的生命智慧是：在物质生活无限丰富与科技发展日益迅猛的“乱花迷眼”中，学会“迷途知返”“复归于朴”,不必待人生不如意之时，不必等老弱病退之际，而是随时开启一种“知止”的澄明心灵状态和“归来”的简朴生活状态。如《礼记·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由此，不再有追逐功名利禄之“欲壑”的焦虑与浮躁而是守望精神家园的安顿与祥和。
当然，所谓“儒道互补”,主要还是道家对儒家的补充，是“道法自然”的“无为”对建功立业的“有为”的纾解。因此，我们也需警醒的是，勿让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消解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义担当和理想坚守，人生一时可以有一已之“闲快活”,但人生一世则当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