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生转折点上，向前一步功成名就，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各有利弊，确实两难。便让陶渊明来选，也难。若让他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不要浮名，只愿修行于田园之间。恐怕，我们便无缘得知他的名字，中国文学史上，也要少一位千古流芳的隐士。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之名，不知会轮到哪位才子头上。即便是隐士，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而陶渊明所在的东晋，是门阀士族统治，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的时代。也是佛教传入，与当时主流的儒家思想融合的时代。是乱世，也是思想激荡的时代。在陶渊明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对立，和融合。《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都可看作陶渊明的自传。从中可一窥时代的侧面，与陶渊明的两难：“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陶渊明家中贫穷，孩子又多，仅靠种地难以维持生活。其中，有自谦之意，也有现实所迫。陶渊明出身世家，世代为官，完全的寒门谈不上，但落魄了，也是实话。亲友劝他做官，他自己也想做官，至少，能换来一块田，能种糯米，能酿酒。有酒喝，又能让家人吃饱饭。做官何谈容易？东晋还没有“公务员考试”，人才的选拔是通过从曹丕之时流传下来的“九品中正制”。根据地方舆论来评选官吏。若为寒门之士，想当上小官，需要有良好的口碑和当地官吏的举荐。总之，又要会做人，又要有人脉。陶渊明当官，当然也是需要举荐的。但在地方官吏和家中叔父的提携之下，真的当上官吏之后，衣食虽然无忧，烦恼却半点不少。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是“更好的活”，但不是“活的更好”。想让自己和家人更好的活，是真的，但内心深处想要的生活始终蠢蠢欲动，也是真的。陶渊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在任期间，他始终想着一件事：辞官、辞官、辞官！终于辞官。最后一次出仕，彭泽县令，他只做了不到三个月，八十多天。“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回家吧，田园将要荒芜。既然自己选择让心灵被形体役使，为何还这样失意伤悲呢？这一问，道出多少人到中年的辛酸。多少人正如一步步在仕途前行的陶渊明，不为理想，只为责任。做着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又感受着精神上的痛苦。陶渊明追寻的精神自由，又是什么呢？作为山水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真的很擅长种地吗？也不是。在《归田园居》当中，陶渊明自己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起个大早，天黑才回来，结果是“草盛豆苗稀”。除草工作都没做好，不像是个合格的老农人。那么，什么才是陶渊明追求的自由呢？这依然要从他的诗作当中，寻找答案。陶渊明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不是形，而是影，不是言，而是忘。从中，我们能够发现佛家的“空”，亦能找到道家的“阴阳”。陶渊明想要的，是“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后世文人，对这一篇《归去来兮辞》，评价很高。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这句颇有拉踩之嫌，一棒子把魏晋风骨全打翻了。学而优则仕，儒家学问，是要入仕为官的。但千古官吏，何人能握名利在手，又不受任何束缚呢？因而，感叹陶渊明道出心声，不足为奇；与陶渊明作出同样选择的人，却寥寥无几。陶渊明要的，不是结果，是顺其自然。若生在春秋战国，大约与庄子兴趣相投。人生在世总有尽头，为什么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呢？不愿追求富贵，无望名列仙班，不如独自欣赏良辰美景，埋头种地，登高长歌，傍溪吟诗，顺应四时变化，直到生命的尽头。比起那些压抑心中真实想法，一生为别人而活，不敢逐梦的人，陶渊明的选择，需要勇气。魏晋南北朝，是三百年乱世，外界的纷争，更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少有安全感，让人想要逃离红尘，隐士独居。而今，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更新换代，也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无法逃离焦虑和压力。生怕停下来喘上一口气，便被时代所淘汰。这样的时候，不妨学学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被外界的纷扰裹挟，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强行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感受，回归内心，才是浮躁时代下的最好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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