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的田园诗是写得很好的。最近读《陶渊明集》(吴泽顺编注，岳麓书社出版)，知道陶潜先生前半生过的并不是完全田园化的生活，他的归隐，是在四十二岁以后，一直到六十三岁去世，没有再做过官。所谓“朝为灌园，夕偃蓬庐”，大概就是这一段时期。他年轻时(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出仕为江州祭酒，因年轻自负(二十九岁)，不久辞归。有几次被选为著作郎，他也不就。四十岁时，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后任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义熙元年(公元年)刘敬宜奉表辞职，陶渊明亦随即罢归，八月被任命为彭泽县令，十一月辞职。陶潜在《与子俨等疏》有一番表述，甚为真切：“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坦言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每以家弊，东游西走”，几无田舍的安逸与快乐。他任彭泽县令后，朝廷给他二顷五十亩公田，作为“县令级待遇”，有了公田，可以耕种，口腹无忧。陶渊明喜欢饮酒，他把二顷五十亩地全部用于种秫稻(糯稻)，那时候的酒，只是米酒，用黍稻之类的谷物蒸成饭之后，加曲发酵制成。《释名·释饮食》说，“酒，酉也，酿之米曲酉泽，久而味美也”。这种酒没经过蒸馏，酒精含量很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黄酒。但其妻翟氏却认为粳米才可当饭，要种一部分粳米。他于是吩咐佣吏(种田的雇佣)，用五十亩种粳，二百亩种糯。因为是陶渊明开头种的，故当时称糯米为陶米，糯米饭为陶饭。就如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因瓜味美，被称为东陵瓜。读一部作品，不能忽略诗人的心境与诗境的落差。陶潜有两诗可以说明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与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清晨，田父来叩门，手里提着酒和酒具，邀陶公喝酒。田父说，你陶公高雅之人，不该隐居这样简陋的窝棚，不如回到现实，和我们打成一片，一醉方休。陶渊明答曰：很感谢父老的关怀，我们畅饮几杯无妨，不过我的性情很难随俗，我可以放松马辔缓行，但调头回到老路上去，非我所愿。他对做官，已经心如死灰，他追求的是精神寄托，厌恶封建官场的桎梏，好不容易寻求到突破，所以说“吾驾不可回”。但他并非就乐此不疲，他的精神世界仍然在寻求突破，田园对他来说，好比一个茧壳儿，他寻求突破的一点，是到“春天”的原野去“旋舞”。他另一首诗写道：有一位高士，“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他认为这位了不得的高士，三个月吃九餐饭，一顶帽子戴十年，还精神挺好，是值得交往的朋友，他愿意跋山涉水去拜会。在他的田园诗里，这算是直抒胸臆的两首，直接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并非恬淡、轻松、惬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而这个“山水”，究系何处？诗境不完全是诗人的心境，这是无疑的，甚至有些描写刻意铺陈，只供游目，而不可骋怀。一旦回到现实，贴着地面行走，就发现行路之艰难险阻，难以伸其大志。陶潜的心境，恐怕正与诗境的闲适、飘逸相左，只能说，他想的，追求的，正是他难以达到的境界，与其说是向往，莫如说是逃避。他当彭泽县令，已经四十一岁，上任不久，乡里督邮(州官的特使)巡查来了，作为县令，他必须整整衣冠去拜会，但他很不情愿，不愿意“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与颠倒衣裳去开门迎酒友田父，态度上就完全两样；也不同于困难时东游西走，乞米为炊。他竟一下子辞去彭泽县令不干，完全脱离封建官场，以示不群。当然他有“客观”的理由，一是彭泽县府离家太远，有一百余里，上下班不方便，同时他的胞妹病故，使他很伤感。而实在的主观的理由，他在与田父的诗中已经表露：“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辞官后，从此家境中落，后来患痁(shān)疾(疟疾，俗称打摆子)于元嘉四年九月去世，时年六十三岁。鲁迅先生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题未定”草》之六)读罢鲁迅先生这一段话，我又翻出陶公的田园诗来品味，觉得有时确是只可游目，不可骋怀。的确，我们读一件作品，绝不是从VR眼镜看太虚幻境，真正的诗境和情境，不在云端，贴近地面才能洞察幽微，看得实在，从而丰富自己，陶冶自己，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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