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被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后世的有关研究也往往夸大他的“高节”性，称道其胸中“无一点黏着”的超逸。其实，陶渊明也有不能脱俗的一面。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陶潜生前以“人德”著称，其诗在《诗品》中被列为中品。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逝世百年后，萧统收录其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并在序中直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定势了一些人的思维，即便从其诗中读出了世俗的一面也不敢太多议论。但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诗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诗的中心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而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现实生活中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杜甫作此诗，似也不能排除是“自遣”或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杜甫《遣兴》诗写于生活极端困境之时，夹杂有自怨自叹的无奈和感喟，言外之意是“难啊难，陶潜且不能免俗，何况吾辈乎”。诗共八句，前半说其未能“达道”，后半说其未能“达生”，都是先说观点说看法、后作例证。诗的第一句很有意味：陶潜是很想免俗的，归田而“避俗”。但至少从客观上说，他并没有免俗，即未能彻悟世事。杜甫说的这个“道”，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道德法则，更不是儒道之辨的“道”，而是忘怀世情俗事的超然物外，即是不为世俗所累的彻底放下。杜甫言之凿凿地说：“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意思是，陶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这是从他的诗中读出来的。多“恨枯槁”，说的是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机，怎么可以说已经“达道”呢？陶渊明曾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此诗中“枯槁”的反义词是“滋润”，指生活不滋润而一生清苦穷困。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心里苦闷。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的字。据记载，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渴望有一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陶潜这个“避俗”老头还真未必能够免俗。北宋诗评家黄彻评价陶诗，就指出其多言“枯槁”，只是为尊者讳，认为“枯槁”之叹非自“畏”而是“伤时”。这与杜甫相似，都是为国而忧也。古代诗话，总有将诗人与诗往好处想的倾向，甚至不乏过度阐释。陶潜自唐宋以降，其“高节”愈发神圣化，不仅绝弃功名利禄，而且似乎连家庭、自我都彻底淡忘了。可鲁迅不这么看，他在《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宦海沉浮也仅13年；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出世之乐，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说，诗人是在用想象的欢乐来压抑现实的痛苦，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其文开篇就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既然心为形役，怎么能够没有悲愁？改为陈述句就是，我已经将形让心役，再也没有世俗之绊，应该就没有任何惆怅和悲愁了吧。诚如宋人评曰：“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杜甫诗的后半，实际上说其未能“达生”。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指出陶渊明对五子之成器与否是非常挂虑的。可见，他虽然想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清人杨夔生在《匏园掌录》中说：“陶公终日为儿子虑，虑及僮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将儿子贫苦、愚拙种种烦恼都作下酒物，何其达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杨氏认为，唯其真，才有“终日为儿子虑”，也才有“责子”。陶潜确实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获取功业。陶潜的《命子》诗，据考写于38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成为有作为的人。从为儿子的取名来看，也能感受到陶渊明的殷切希望。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极有深意。何谓“俨”？《尔雅·释诂》记载：“俨若思。”何谓“求思”，即希望像“思”那样。名和字中均重复“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被尊为“述圣”。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像子思那样有出息、有作为。有观点提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陶潜自己已无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物，故将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说，似可自圆。杜甫诗中所说的“达道”，显然是指通达世事、彻悟人生。但历史上，也曾引发此“道”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讨论。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号西山）官至宰相，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其学以朱熹为宗。他认为，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谭嗣同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致刘淞芙书》中说：“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其诗所以多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养深纯”的结果，是“经术之效也”。真西山为了说明陶渊明学问“正自经术中来”的观点，还举例简评：“《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无意于世事，并不等于忘却世事。尽管诗人大唱自然真趣，但世事忧心和思想矛盾隐约藏于诗中。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现实生活中，陶潜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归园田居》五首几乎将这些特点都概括出来了。虽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且“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然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全家，可事与愿违，不仅弄得没有一点尊严，而且让家人受累。杜甫的《遣兴》诗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责子》诗而发的议论。《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写的是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接着分写：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却懒惰无比；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阿雍、阿端十三岁了却不识数，六和七都数不来；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他……可见，陶渊明对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直言自己老迈，白发布满两鬓，肌肤也不再丰满。因为来日不多，才愈发为儿子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还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还有清醒。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们的品学好坏，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我们不能因为此“责”不是板着面孔的教训，就认为这不是“责”；更不能因为“责”，就贬低了陶潜。杜甫说陶潜不能“达道”，是说他虽然想放下尘俗世事却还是没有放得下。倒是有些与杜甫理解相左的人，囿于为尊者讳的思维，硬要把陶潜说成是忘怀得失而一成不变的世外高人，硬要强调其戏谑的个性，却实实在在地歪读了陶潜。应该说，五个儿子都这样“窝囊”，陶潜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将责任全揽了下来。此疏与《责子》几乎写于同一时期，其中流露出来了愧疚不安和深深自责，只希望孩子们安贫乐道、和睦相处。其中，第二自然段是这样说的：主要是因为自己性格刚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与社会人事多忤逆，结果让五个孩子从小就跟着自己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弄得很没有尊严。总的来看，《责子》的“责”并非雷霆之怒，而真正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反映了教子无方的无奈。于是，陶潜在将儿子一一数落之后说：这也许是天意，还是喝酒去吧。说到饮酒，世人多将陶潜与阮籍比。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陶渊明与阮籍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人；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酒不仅是陶潜遣忧除闷的“忘忧物”，而且是创作的催化剂，是生命的主要内容和乐趣。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陶潜是酒精依赖。在《饮酒二十首》中，他这样唱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宽，却绝无自责之意。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或“达生”谈何容易！中国文人与政治天生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隘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余。坦率地讲，古代文人要真正摆脱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孟做不到，李杜做不到，陶潜也做不到。陶渊明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作者：王志清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清来源解放日报编辑周章龙编审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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