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桃花源记》是东晋陶渊明的代表作，千年来脍炙人口。文中描绘的桃花源激起后人无限遐思，既真实、亲切而又虚幻、缥缈。本文就《桃花源记》的寓言与纪实性两个特点，进行赏析。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渊明.公元年，41岁的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在任时清查户口得罪当地大地主何泰，浔阳郡的督邮刘云因事借题发挥，索要贿赂。陶渊明听后愤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索要贿赂，他是找错人了”在任不过八十多天，即挂印回家，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归隐田园。15年后，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棉被闷死晋恭帝,刘宋王朝建立。陶渊明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构建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社会，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诗性理想。诗人所描写的桃花源处于可见不可见之间，既真实、亲切而又虚幻、缥缈，所以作品总是给人一种朦胧、神秘的感觉和令人涵咏不尽的情味，所以陈寅恪说《桃花源记》具有寓言性与纪实性的双重文学特征。纪实性的特征在于其中的人物，都是普通人物，避难的农人，而非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纪实性的特征，第二点是景物的真实性。陶渊明根据自己多年躬耕生活的体验，运用了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诗中，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之状，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是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他的《归田园居》组诗中，也有相似的描写，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关于这篇佳作的寓言性，诗人假托一个渔人，访得一片世外桃源，但是在得到“不足为外人道”的承诺后，渔人在回去的路上“处处志之”，还到处说，当然最后是“不复得路”，渔人因为不守信用，所以得到应有的教训。就像刘裕闷杀已宣布禅位的先帝，得位不正，不守信用，后来刘宋王朝果然极不稳定。陶渊明的思想具有浓郁的道家色彩，在本文中体现为对前文明社会的眷恋与回归。本篇《桃花源记》可以视作对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这篇文章的改写，将老子的思想田园化现实化自我化——也就是彻底诗化了。这样，桃花源的和谐世界，或者说诗人的田园生活，也就被注入了老子哲学的情思，文质彬彬，流光溢彩。《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老子的这篇文章中，提出诸侯国应该更小到近于一个村庄，人民富裕，有车马舟船；世界和平，有兵革也不用；没有暴力禁锢思想，不至于让人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社民和睦相处，民情淳朴、善良，直至老死也不拘泥那种繁琐而又浅薄的礼节。老子着眼点是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社会的自足性，而陶渊明的出发点在于对这种近于理想化的生活的描绘，展现一个和谐社会内部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因此，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普遍，从自我到大众，陶渊明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飞跃，由此创写了一种契合人类生活理想的“自然”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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