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很多著名文人都把“耕读”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比如诸葛亮，在未出山之时，躬耕于南阳，一边做学问，一边种田，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来成就一番伟业；再比如我家乡台州的元代先贤陶宗仪，隐居于松江，放弃出仕，半耕半读。劳作间隙，与学生们把各种见闻写在树叶上，积在坛中，后来整理出厚厚一本《辍耕录》来，留下了“积叶成书”的勤学成语典故。当然，我们印象中最著名的耕读文化代表人士，当属东晋诗人陶渊明。义熙元年（公元年），仕途还不错的陶渊明放着好好的彭泽县令不当，上任八十多天便辞职归隐田园了，从此，给我们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诗人形象。陶渊明的诗句中，有许多关于耕读的具体记录，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等等。有人可能要问了，我们现在许多农村孩子都以“跳农门”为人生目标，这些著名读书人为什么反而喜欢种田呢？其实，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是农耕文化，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情感，同时也赋予土地与天同等的神圣性。古代称国家天下为社稷，社稷就是土神和谷神的总称，可见中国的重农思想。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也”，故“不耕不可。”就把士人的为官为人之道，与农夫的耕作联系起来，指出两者具有同质性。中国传统的基层治理属于乡村自治，在乡村的读书人往往会成为一个地方的权威和意见领袖，同时也担负着“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责任，所以，他们以读为治学和上升之道，以耕来体悟民间和修身养性，联系起士大夫阶层和最底层的民众，维持着乡村礼制章法等秩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朝廷官员退休后，也喜欢回到老家继续耕读生活，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学识礼治乡里，延续数代，往往成为地方望族，这也是古代读书人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另外，中国文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隐居心理，向往无牵无挂的田园自然生活。他们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特别在人生失意时，往往产生归隐的欲望，所以对隐士抱有特殊的敬仰之情。陶渊明作为中华耕读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成了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型精神偶像。这种情愫，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比如当下，展现理想田园生活的网红李子柒，受了到无数人的追捧，深究起来，其精神实质，也就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田园情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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