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决策及经历,远比诗词更值得研究

诗人是否都是性情中人?真实状况我们总是无从知晓,不过在文学作品及人物传记、或是古人自己的作品中,获取的有关时代背景及同一个人物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是会对人物的了解逐渐加深。

陶渊明自20岁开始便多次为谋生而一脚踏入仕途,但期间却又因自己的国家动荡、官员贪腐而多次“请”辞,说请还是显得太客气了,因为光凭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从县衙拂袖而去的状况看来,他的辞职都是纠结一番后再某个契机下瞬间做出的决定。

其实通过陶渊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前半生都是在焦虑、痛苦中寻找自我,才会反反复复地在为官和辞职中跳进跳出,先后历任于王凝之、桓玄、刘敬宣等人麾下,但都因不愿做违心的事而不断地选择逃离。

而最后一段任职经历便是为期80多天的彭泽县令,义熙元年(公元年)8月上任,11月便辞官隐居,自此,陶渊明也有了明确的判断、立场及想要坚持的原则,在是否继续为官这件事上也不再摇摆不定。

也正是这时创作出了《归园田居》,换言之,他的后半生却彻底找到了令自己愉悦之余、也令旁人称羡的那个自我。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来看,也是非常难的治愈成果,即不必再做不符合自己核心价值观的事情。

陶渊明的可爱之处,也在于他的真性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本依照他的祖父辈们在仕途及政治上的成就来看,持续走仕途这条路对他来说,并不难,而由于他8岁时父亲的离世,致使他从那时开始便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中,因此在他成长过程中,又不断接受了来自外祖父一家的影响,即淡泊名利、任性洒脱。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三番五次地选择做官后又选择辞官,同时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上任彭泽县令一职的具体原因嘛,一为谋生计,二因离家近,三则是可以用公粮酿酒,正好满足了他饮酒的嗜好。(“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

因为陶渊明个性当中的任性洒脱、纠结、真实,我们才能看到他内心那种“既为官又心念故居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才有了对田园生活的无尽向往及歌颂的诗句。

读过诗人们的经历和真实感受后,我们才有了了解他们的可能。

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21位古代文人在为官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苦难及不公。

比如,唐代诗人杜甫,7岁便开始作诗,出身、家境都没得说,然而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选。年参加应唐玄宗的诏去长安参加考试,又因主考官在皇帝面前耍了一场“野无遗贤的”的小聪明,导致所有考生全部落榜,而杜甫正是其中之一。

直到年,才得到一个看管兵器的曹参军一职,此时,他已独自在长安待了8年之久,当他兴致冲冲地想要回家告诉妻子自己终于求得一官半职的时候,竟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已被饿死。

杜甫和妻子杨氏成婚十余年(年两人成婚),一直是妻子自己在照顾着全家,困在长安多年的杜甫回到家中看到眼前这一切,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内疚。

随后又因安史之乱携妻子一同搬去鄜州避难,接着又独自一人去投奔肃宗,不料却又因为他的仗义执言而得罪了肃宗,于是又被赶出朝廷,于是他又“获得”了与妻子杨氏重逢的机会。

清瘦的妻子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而杜甫也已满头白发。我们都知道杜甫在外漂泊的这些年,从不避讳对妻子的思念,因此这一次,杜甫下定决心再也不和妻子分开了,于是他便带着妻儿避难入川,这一待就是十年。

只是未能为官,也没能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杨氏甚至要靠变卖金钗来换口粮,可想而知,杜甫心中自然内疚不已。就是这样一位不论自己身处何种困境,却依然忧国忧民的诗人、书法家,这一生经受着源源不断的坎坷。

不过古代文人也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又怎么会有像贺知章、李泌、林逋等这般不乏智慧却又无需与人为敌的代表人物呢?

他们也都会面对两难的境地,但只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就不会太糟糕。

看起来,不论生在哪个年代,人们都一样会为当下的环境、遭遇、经历所苦恼。正如本书封面上所写“他们的故事开篇:让我来拯救天下苍生;他们的故事结尾:不是我不行,是这个时代不行。”

自视过高、任性、酗酒等恶习,令一部分文人自认为自己只是生不逢时而已,但真相是他们的诗篇、经历都已暴露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状态,同时也被后人不断以各种各样的视角进行着剖析。

为官、入仕,不过就是求职及工作经历的一种,谁在工作中又不会遇到困难呢?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左右了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或多或少着付出了一些沉痛的代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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