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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洪绶《陶渊明采菊图》
解题：关于陶渊明的生年，学界至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李长之先生取《宋书·陶潜传》的六十二岁说，推断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即公元年。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指陶渊明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的十二年，即公元—年。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为人所熟知的一首辞赋，作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被视作陶渊明放弃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也是研究陶渊明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
在这篇辞的《序》中，陶渊明写道：“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乙巳岁指的是晋义熙元年即公元年，在官是指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一职。关于陶渊明辞官的理由历来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但在该辞的《序》中陶渊明自叙他辞官的原因为“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即为给嫁于程氏的妹妹奔丧而辞官，这个做法是顺遂他的心愿的，所以说“因事顺心”。
这次辞官是陶渊明一生中最后一次辞官，从此他再未出仕。无论辞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对于陶渊明来说，在职八十多天便“自免去职”其实是必然的结果，也是他在仕途和归隐之间摇摆、挣扎了十多年以后，最终做出的选择。
从二十九岁初次为官，到四十一岁最终脱离仕途、回归园田，其间的十二年是矛盾的、摇摆的十二年。这是陶渊明一生中“经验最丰富的十二年”，也是“对他后期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意义的十二年”，李长之将这十二年视为陶渊明生命的第二个阶段。（李长之《陶渊明传论》）
二十九岁这一年，离开了他的田园，做了小官。原因呢，是由于穷困，耕种不能维持生活。这是由他的诗里看出来的：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饮酒》二十首，其十九
由于家贫，接近三十岁这年，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陶潜传》）。接近而立之年才出仕，在当时来说属于晚宦的情况，这说明陶渊明的出仕本身就是勉强的。不久之后，他便因耻于吏职而辞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家中。
江州祭酒既没做了多少时候，就“拂衣归故里”，又不知道隔了一二年还是当年，州里又请他当主簿，但他却辞却了。像这种游移于进退之间，轮替在耕种和仕宦之中的生活，也便是他十二年中矛盾生活的一贯的情形。
自辞却了江州祭酒、主簿之后，陶渊明又在家中过了几年的田园生活，而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即公元年时，已做了一段时间的镇军参军（据陶澍的考证，初为镇军参军是在公元年）。李长之认为，陶渊明这一次做的是刘牢之的参军：
这是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的诗题中的“经曲阿”，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的诗题中的“从都还”推测而知的。曲阿是丹阳，正是北府军所在的京口附近，刘牢之这时正镇京口。刘牢之另外的参军还有刘袭、张畅之和刘裕等。最可注意的，是刘裕这时和陶渊明同事，因此陶渊明必对刘裕知其为人，后来刘裕得势后不愿出仕，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了。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句子都透露着陶渊明出仕后的拘束、羞耻和终有一日要回归园田的内心渴望。在作于公元年（庚子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中，陶渊明已经很急切地盼着回家了：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鼓悼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
据李长之的考证，此前一年，即公元年，陶渊明很可能跟随刘牢之的官军参与了镇压浙江孙恩的行军。孙恩败逃之后，刘牢之的官兵则在东南一带大肆掳掠，东南一带的百姓遭遇了浩劫，陶渊明因此对刘牢之、刘裕等感到不满意。当他次年五月离开刘牢之的军府回家时，心情便更加喜悦了。
在做镇军参军的问题上，众多陶渊明的研究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因《晋书·安帝纪》、《宋书·武帝纪》明确记载刘裕为镇军将军，所以宋代的叶梦得，朱自清、宋云彬等都认为陶渊明做的是刘裕的参军，逯钦立、袁行霈、龚斌等认同这一说法；而宋代的吴仁杰，清代的傅汝砺、陶澍，近代的梁启超、古直等则认为陶渊明做的是刘牢之的参军，他在刘牢之军府时，刘裕尚未得势，后来并未做过刘裕的参军，李长之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陶渊明在政治上并不满意刘裕，而是更倾向于刘裕的对手桓玄：
他崇拜的外祖孟嘉既曾给桓温做过长史，当时一般名流如顾恺之等又都是为桓温、桓玄所接待的，他选择于荒淫微弱的晋室、跋扈粗鲁的刘牢之、刘裕和有着新气象并爱待文士的桓玄之间，而终于倾向桓玄，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因此在离开刘牢之的军府之后，陶渊明大概参加建立了桓玄的新政治中心——江陵。时间大概是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公元年）的冬天到三十七岁那年（公元年）的春天之间。但即使在桓玄幕下时，陶渊明的心情仍十分矛盾：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在官途和农耕之间，他的情感仍然倾向于林园、诗书，并想到还是种田好。虽然他在辛丑年（公元年）七月销假以后又回到了江陵，但内心已决定要“投冠旋旧墟”、退隐到田园去了。李长之据《命子》诗、《祭程氏妹文》、《始春怀古田舍》等推断，陶渊明在七月还江陵后，即于当年冬天回到了浔阳家中，因为大约在这年冬天他的母亲去世了。因此陶渊明便离开了桓玄幕府，在浔阳家中为母亲守丧。
陶渊明便又过了三年多的田园生活，公元年五月，桓玄败给刘裕，被杀。李长之认为：“桓玄的失败，陶渊明是一定会很惋惜的。”他认为陶渊明《拟古》诗的最后一首替桓玄惋惜的可能性最大。
此后，在公元年三月前后，陶渊明又当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在前一年三月为江州刺史，镇浔阳。陶渊明大概因为就在本乡本土，兼以和北府的旧将也许有些交情，而又出仕了。
这一年他已四十一岁。写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说“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钱溪是由浔阳至建康的必经之路，他说自己很久没到这个地方了，可证明他不曾在上一年给刘裕当过镇军参军（注：刘裕作镇军将军恰在公元年）。就在陶渊明使都的三月，刘敬宣因为和刘裕的部下刘毅不合而辞了江州刺史的职，他辞职后，大概陶渊明也就离职了。
没过多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陶渊明又出来做了彭泽令。这次出仕的原因可在《归去来兮辞·序》中窥见一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但他在彭泽令任上也不过短短八十多日。
这次上任是他最后一次出仕，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摇摆。从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到桓玄幕僚到建威参军、彭泽县令，陶渊明前后经历了五次出仕又归隐的历程，在此过程中，随着他所看好的桓氏一族的失败、刘裕在政治上得势，他的政治态度更加明确，出仕的积极性也便幻灭了。在李长之看来，桓玄的失败，是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彻底脱离仕途的真正的政治原因。
同时，他的思想也渐进入了成熟的时期。李长之认为：
以前他也在田园里生活过，但他是不安心的，因而有十二年的动摇矛盾，现在却死心了，再不做出仕之想。
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虽是他个人选择的必然结果，但仍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的过程，并终于在公元年冬天、他四十一岁这年走向了坚定——“田园将芜胡不归？”十二年的动荡摇摆终于结束了。
放弃仕途、归隐田园以后，陶渊明步入了他二十二年的躬耕生活。这二十二年的田园生活又是何等境况呢？陶渊明的思想又有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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