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懵懂无知的时候被人问起最喜欢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喜欢魏晋南北朝。彼时年幼，并不知“魏晋南北朝”并非一个朝代的称呼，也不知道自己所向往的“魏晋风流”绝非文人雅士结伴当歌、邀月共醉的诗酒年华。那是英才们眼看着根植理想的天地崩塌，自己亦坠入虚空时的哀惧、激愤与不甘。嵇叔夜、阮嗣宗等名士代表无一不承受被时代撕裂的痛苦，他们在痛苦中抗争，可即使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无法阻下历史的车轮。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苦痛的产物。魏晋也从来不是浪漫的代名词。翻开史书，入目的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流离战火之下道德人伦的败坏。以至于在这足以孕育出几代英杰的漫长光阴里，竟难找出几个在道德上没有污点的大文学家——许多人都以同样卑微的姿态在动荡的年代里艰难求生，既要在斗争的漩涡中求生，自然不免牺牲掉一些东西。在这样混乱的年月里出现了一个人。他像一脉平和温顺的溪流，以出人意料的坚定冲出了乌烟瘴气的士大夫阶层，而后徐徐回归到他数年前常侍弄的田园山水之间，怡然自乐。他挣出了一种名为高洁的品质，也让自己率真的性格化作一抹独特的光彩，成为一个朝代不可或缺的点缀。他是陶渊明，也是在门前种柳的五柳先生。细数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的诗人，有潇洒豪迈的李太白，心怀天下的杜子美，乐观旷达的苏子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唯有陶渊明让我找不到一丝半点的优点——世道艰难，民不聊生，他既怀才，为何要因个人喜恶毅然归隐，置众生于水火？既然归隐，为什么不能给妻儿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使他们挨饿受冻？一方面自道喜田园生活，另一方面又五次为官。教科书上所谓的“高洁”，我一点都没品味到，只觉虚伪。故此，陶渊明曾是我最讨厌的诗人。讨厌他的原因与我喜欢魏晋的原因无二，皆是由于无知。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为了拉拢世家大族，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为选官制度，需要推荐官来评定人才的等级，然后任命官职。这个制度发展到两晋时期，已经变成了“选官只论出身和门第，不论才华”的模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当时仕宦状况的真实写照。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拜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陶侃出身贫寒，与豪门的王导、谢安等人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他的后代也就很快没落了。陶渊明是陶侃的旁支子孙，本来就没有继承祖父的爵位，家境算不上优越。父亲在他八岁那年去世后，陶渊明的生活就开始日渐艰苦。他非常喜欢读书，熟读儒家经典，也喜欢道家的学说，还看过《山海经》《高士传》等书，好友颜延之在后来为他写的诔文里也谓其“心好异书”。但年少的陶渊明的主要事业不是读书，而是耕种。他总得承担起责任，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当耕种不足以使贫困的生活有改善时，他终于出仕为官。官场上的利益纠葛自古以来就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清，况且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晋宋之交。《管子·牧民》里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原本是说老百姓的，但也不限于老百姓。盛世之中从来不缺高风亮节、人品如玉之好官。而当乱世到来，这句话就可以改写为：仓廪实而不知礼节，衣食足而未知荣辱。当礼义廉耻已经在动荡的时局中崩坏，必然有官吏会放下做人的道德要求，甘愿当一个披着人皮的兽，穷尽办法地剥削民众以增加自己的利益。陶渊明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图景。有家财万贯却还不满足者，深夜还在翻看账本。有任职而不负责者，以一套玄学理论为掩，来说自己有名士风度，不屑俗务。陶渊明在一个相对质朴的环境中生活了二十年，又爱读儒家的经典，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在修养，都促使他长成了率直真诚的模样。官员们互相勾结，整个官场弥漫着虚伪的风气，似乎结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网，甚为怪诞。陶渊明隔着那道网看向网中人，只觉得那些人在狭隘的利己心下，已经泯灭了孔夫子最提倡的“真诚”品质，算不上人了。他每天与这些人打交道，随着时日增加，越发觉得如哽在喉，很快不堪忍受，辞官离去。冰冻三尺，岂为一日之寒。官僚体系的弊病已经不是短期内能根除的，陶渊明即便留下来，以其微末的官位，也不能改变什么。他对官场的厌恶大抵由此而生，以至于他到家后收到州里要他做主簿的召示时，他也拒绝了。但这都不代表他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公元年，陶渊明做了桓玄的幕僚，这次做了三年。此期间孙恩叛乱——孙恩家族信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在信徒中有很强的号召力，王恭之乱后，孙泰认为东晋将亡，所以煽动百姓，几乎造成动乱，故而被诛杀。孙恩逃脱后召集一部分人准备复仇，看准时机，起兵叛晋。陶渊明在这个事件中干了一件事，就是替桓玄送讨伐孙恩的表文到建康。行程大抵是艰难的，他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记载自己在返回的途中被大风所阻。此处不如发挥一下想象，除去自然抗力，他是否想过自己会遭受人为灾劫，被孙恩的人暗杀？亦或者，也不用对陶渊明的这场出行过多解读，他职责在身，而且完成得不错，仅此而已。然而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陶渊明并非只会抱怨官场黑暗官员腐败，他自己的确有为东晋做事的诚意，也非常愿意为国家尽一份力。后来陶渊明因母亲逝世服丁忧三年，再出仕做镇军参军，为刘裕参谋军务，讨伐此时叛乱的桓玄。陶渊明是真的想为国家扫平动乱，但很可惜，无论桓玄还是刘裕，他们都不是安分的臣子。后来刘裕也叛乱，直接篡晋，建立刘宋，自己为宋武帝。陶渊明虽然率真，但并不蠢笨。他在刘裕篡宋之前就看清了这个人的野心。刘裕不是生于世家大族，累靠军功才有此时的地位，与陶渊明这样出身的人天然亲近。假使陶渊明坚持留在刘裕的身边，刘宋建立之后，他未必不能建立一番功业。但很显然那样的功业不是陶渊明追求的。陶渊明生于晋宋之交，八王之乱早就严重创害了晋朝的根基，北方还有五胡乱华，东南一带又战乱不断。陶渊明的理想，只能是修补好这个朝代的创伤，不是看别人将晋取代。陶渊明至此三次出仕，有两次都是为了实现那个无法完成的理想，但他的尝试失败了。假使成功，他的选择必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他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陶渊明第五次为官，只做了不到三个月。这次他给后世留下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一贯温和，心有不平也只选择远离争端的他刚强的一面，也拉开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据《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督邮刘云来检查公务。刘云此人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人家不给，他就要栽赃陷害。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县吏劝说陶渊明应该“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这一叹，不知隐含了多少辛酸。而后他辞官归隐，再不入仕。后来陶渊明还写了那篇《归去来兮辞》，清楚地交代自己辞官的原因，当中有句“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更是颇值得玩味。在本文中的“平生之志”是指归隐之志，但纵观其两度为国出仕，亏的大概也有一份“济世之志”。在他的心中，庙堂虽然已经让步于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田园，却还是给他留下了一抹不可磨灭的遗憾。好在，他是真的热爱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这是陶渊明的名篇，读来感受不到丝毫的愤懑、强作笑颜之感，只觉得心旷神怡。而陶渊明的诗歌，也被古往今来的读者们认为“真淳自然”。他为自己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自己很贫穷，穷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能“晏如也”。通篇读来，让人不禁想到孔子的爱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一直是安贫乐道的代表人物，颜回之后，我们又有了个陶渊明，何其幸哉。而陶渊明固然享受着虽然贫穷却快意的田园生活，也没有把自己对妻儿的责任抛诸脑后。他一方面在农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会通过教书来获取生活费用。而由于他声名在外，时不时也有友人资助他。比如当时的文坛领袖颜延之与陶渊明就是很好的朋友，曾“留二万钱于潜”。陶渊明厌恶刘宋，自己不肯出仕，却不会要求朋友也和他一样。并且当有人带着厚礼来劝他入仕时，他也只是好言好语地说自己无志于此，问来人是否要与他同饮再走。他是一个平和恬淡的人，也非常有智慧，在根本上解决了自己生命的难题。所以尽管他诗名在当时并不显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喜欢他，包括看不起大族出身的谢灵运的高僧慧远。而陶诗里，也有一些提到了他心中的苦闷。直观的有妻子孩子不理解他，埋怨他不做官，而他自己也时常为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而愧疚。不那么直观的有：他诗中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很大一部分是亡国的士大夫，如荆轲、韩非、张良。陶渊明没有他们那么强的执行力，但他始终记挂着东晋。三国时期有个人叫荀彧，起初曹操有匡扶汉室之志，荀彧就义无反顾地做了他的谋士。可后来曹操却生了替代汉朝的心，荀彧只好以死明志，表示自己永远都是汉臣。但他却被载入《魏书》，而非《汉书》。因此常有人替荀彧叹惜：一世汉臣，终入魏书。而陶渊明比荀彧幸运的一点大抵就是，他被记入了《晋书》的隐逸传。后来的人提起陶渊明时，也只能想到他是晋朝的，连文人作文章，也会写“晋陶渊明独爱菊”。尽管这不是他的主要标签，却也实在是他的可敬之处。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是他对晋朝的表白，也是对自己真心的剖白。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zn/8132.html
